沙门的盛世幻影

太宗对辽东战事闷闷不乐的情绪逐渐转移到了对佛教的兴趣，而见多识广、精通教义的玄奘成了太宗的亲密伴侣。太宗甚至认为佛法的无量功德也消除了自己早年南征北战落下的身体病痛。太宗与玄奘讨论《金刚般若经》，认为此经义理微妙，言辞简约，深受贤达君子的喜爱。有了进一步研究欲望的太宗忽然询问玄奘，“未知先代所翻，文义具不？”玄奘的回答十分专业，他认为《金刚般若经》确实功德无量，在西方也非常受欢迎，但今天观览先代的译本，确实感到一些缺漏。在梵文中，它的全称为《能断金刚般若》，“能断”之义“欲明菩萨以分别为烦恼，而分别之惑，坚类金刚”，此经正是“所诠无分别慧，乃能除断”，故云《能断金刚般若》，而先代译本直接称为《金刚般若》，缺“能断”二字。玄奘又指出，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舍卫国，以及菩提留支翻译的婆加婆，也只是尚且能读而已。玄奘所标举的“贵经义”“无过多饰文”以及避免以文害义的译经准则，激起了太宗的兴趣。于是，玄奘尽快译出了《能断金刚般若》献给太宗，得到了这位至高无上的“教友”的喜爱与赞赏。太宗甚至在紫微殿西为玄奘专门营造了弘法院，令其在宫中居住，以便随时与他讨论佛法，“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

晚年的太宗更是笃信佛法，与玄奘形影不离，还特意命令后宫为玄奘制作一件袈裟，花费数年，价值百金，几近天衣，太宗很满意，就连四处寻访也将这件袈裟带在身边。在洛阳宫时，遇苏州的道恭和慧宣二法师，太宗特地将袈裟拿出来炫耀，命他们吟诗赋咏。玄奘得此袈裟，倍感荣幸，太宗又赐剃刀一口，蒙此恩惠的玄奘谦虚道：“恭对惶悸，如履春冰。”在太宗询问如何树立更多的功德时，玄奘趁机提出了“度生为最”的建议。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太宗诏令“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当时全国大小寺院共3716所，僧尼共18500余人，规模浩大。

太宗对《瑜伽师地论》的夸耀以及对佛教的态度给了玄奘在政界边缘继续游走的勇气和一丝难以捉摸的幻觉。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太宗在玄奘与太子的陪同下幸翠微宫，除处理政务，太宗只谈论佛教，询问因果报应，甚至在他驾崩前的一个月发出了与玄奘相见恨晚的叹息。太宗驾崩后，玄奘心情异常沉重，他从此失去了一位不惜余力支持佛教事业的明君。

当玄奘成为慈恩寺的“上座”住持并掌管整个寺院事务后，与皇宫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当年在国内外游学的经历，以及对西方圣贤、诸部异说的熟知，都成为玄奘在慈恩寺高谈阔论的重要话题，他竟无疲怠，精敏强力，就连常来寺院礼佛的王公大臣也舍弃了自己的骄慢奢侈，在玄奘的循循善诱下对佛祖充满敬意，在寺院的粗茶淡饭中对玄奘肃然起敬，赞不绝口，同时还送来大量的物品以示供养。此时，关于道教与佛教的地位问题，在玄奘心里酝酿着，他希望看到佛教在早期受到压抑之后迎来的柳暗花明。

早在他还未决定西行之时，武德八年（625），唐高祖颁布了《先老后释诏》，明确规定了“老先次孔末后释”的三教排名，为大唐宗教地位的划分奠定了基调，道教成为钦定的国家宗教。加之玄奘出发西行的前一年上表时，得到的答复是“有诏不许”，当年四月，太史令傅毅上《请除佛法疏》，对于佛教发展更是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太宗继位后所颁布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更是确立了道教的最高地位。玄奘没有放弃与道教的地位之争，经过近20年的经营，他对大唐佛教事业的发展以及提升佛教的地位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