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戒日王
玄奘来到印度时，当时印度的霸主正是戒日王。戒日王氏族吠舍种，原名曷利沙伐弹那，印度塔内萨尔王国普湿婆提王族第六代国王。戒日王对玄奘在印度的求学和讲法事业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开启了印度次大陆与大唐王朝的交流，谱写了东西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无遮大会声震五天竺
玄奘与戒日王的会面，尽属偶然。玄奘在决定回国之时，曾受到鸠摩罗王的邀请。戒贤法师深知鸠摩罗王“善心素薄”，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使者口出狂言道：“我们必将率领象军前来讨伐，将那烂陀寺踏平如同尘土一般！”戒贤法师叹了口气，不得不劝玄奘辛苦一趟，去拜见鸠摩罗王。当戒日王得知玄奘赴鸠摩罗王处时，异常生气，要求鸠摩罗王尽快将玄奘送往他那里。
曾经因为抢夺阿难陀的两国军队再一次相遇并故伎重演，恒河两岸千钧一发。
阿难陀，如来的堂弟，佛灭度之后，阿难陀继承了大迦叶维护佛法，引导并激励后学。然而，此时的摩揭陀国佛法已经较多错讹，阿难陀在试图纠正一个小沙弥的错误时，却被讥讽年事已高，说法完全错误。阿难陀极其失望，感到众生烦恼太重，难以教诲，还是尽快涅槃为好。阿难陀离开摩揭陀国，准备前往吠舍厘城，在恒河之中航行时，摩揭陀国国王情深恋德，率军来追，驻扎在恒河南岸，而吠舍厘王闻阿难陀到来，异常高兴，率军来迎，驻扎北岸。两军对峙，旌旗遮天蔽日，大有剑拔弩张之势。阿难陀见此情景，飞身虚空，继而涅槃，化出烈火自我焚烧，而后他的骸骨一分为二，分别坠落在两岸。两国人马见此，无不伤心落泪，收集骸骨，还国，分别为阿难陀建塔。玄奘所见的恒河南北两岸的窣堵波，就是两国各为阿难陀所建。
而今，同样的南北对峙也在恒河上演了。面对鸠摩罗王与戒日王两军对峙，玄奘比阿难陀稍许幸运，无须涅槃自焚，矛盾即可化解。鸠摩罗王本就臣于戒日王，早在鸠摩罗王为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国王时，在戒日王攻克曲女城时与其结盟，为此，与戒日王关系较好，此时陈兵恒河，与玄奘一同前去拜访戒日王。
恒河南岸有数十万人参加法会，鸠摩罗王带领数万之众，在北岸也有几万人。这两队人马以河心为界，水陆并进。法会盛况被玄奘尽收眼底，“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气势宏伟壮观。为了举办这次大会，戒日王在河西事先已经建好了一座寺院，东起宝台，高100尺多，中间有戒日王的等身金佛像。戒日王不反对佛教与婆罗门教并存，并没有排斥异教，“是时仲春月也，从初一日以珍味馔诸沙门、婆罗门，至二十一日”，[43]从行宫到寺院，道路两旁楼阁林立，饰以琼玉，音乐四起。此时，戒日王从行宫中请出一尊金像，金像浮现在虚空，高3尺多，用大象驮载，周围张着镶满宝物的帷幔。在此次集会中，戒日王与鸠摩罗王分别扮演帝释和梵王，从清晨到黄昏，每天护送金佛，乐此不疲。
这一年的腊月，五印度中有18位国王前来观看，大小乘僧人3000余人，外道也有2000余人，玄奘的“亲友团”那烂陀寺也有1000余人前来助阵，“是等诸贤，并博蕴文义，富赡辩才，思听法音，皆来会所”[44]，绵延10多里的队伍，盛况空前。当时戒日王请玄奘在七宝庄严的论坛高坐，宣布玄奘为论主，由来自那烂陀寺的明贤法师为众宣读玄奘所写的大乘讲义《制恶见论》，同时另写一份悬挂于会场门外，示一切人，并声明：“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45]如是至晚，场内外没有一人出来挑战，戒日王无比欢喜。
然而，当五印度僧俗听玄奘说法时，大乘与小乘的争端再起。面对小乘部派对玄奘的中伤，戒日王不得不出面调解：“这位来自大唐的玄奘法师来到我们天竺，是为了发扬佛法，普度众生，但一些妖妄之徒不知惭愧，反而欲加害于法师，这是普天之下无法容忍的。今后如果有任何人胆敢伤害法师，必将斩首示众，胆敢辱骂法师者，必将割断他的舌头，但我们也保护伸张正义的人。”戒日王光明正大的布告，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宗派之间暗害、歧视的情形。
佛法所在，无奇不有。集会的大台忽然起火，寺院门楼烟火弥漫，戒日王言：“罄舍国珍，奉为先王建此伽蓝，式昭胜业。寡德无祐，有斯灾异！咎征若此，何用生为！”戒日王把这场灾难归咎于自己，于是发誓：“我凭借前世的福德，才能统一印度，而今，请以我的福力禳灭这场火灾吧。如果我的祈求不灵验，就让我丧命于此吧。”说着就奋力跳到门槛上，烟火就像被扑灭一样自动消失了。此事之后，各国对于戒日王更加敬畏了。而戒日王面不改色，继续考验诸王：“忽此灾变，焚烬成功，心之所怀，意将何谓？”诸王“俯伏悲泣”，更加虔诚。当时又有一人持刀突然袭击戒日王，戒日王很快将其制服，面无怒意，止令不杀，只是问他，“我何负汝，为此暴恶”，[46]原来此人是受外道蛊惑，图谋不轨，而原因竟是戒日王将他们召集至此，但并未重视，他们非常嫉妒那些佛教徒受到的礼遇与尊重，由此心生恨意，想趁着火灾混乱之时刺杀戒日王。戒日王惩处了罪魁祸首，并未对其他同党问罪，将召集而来的五百婆罗门驱逐出境，返回了曲女城。
戒日王对玄奘越发敬重，又为玄奘装饰骑乘的大象，亲自为其捧袈裟，虔诚无比。可见，借用王权发扬自我教派，玄奘是非常成功的。无论如何，此次无遮大会后，诸众欢喜，为玄奘立美名，大乘佛教称呼他为“摩诃耶那提婆”，即“大乘天”，小乘佛教也被深深折服，称其为“木叉提婆”，即“解脱天”，自此，玄奘名震五印度，德音弥远。
南亚次大陆的中原情怀
戒日王继位之后，以曲女城为首都，征战四方，其领土涵盖了广阔的恒河流域、旁遮普和拉其普特的大部分区域，甚至一度延伸至西印度卡提阿瓦尔半岛一带。戒日王毫不掩饰对佛教的尊崇，“今者殑伽河岸有观自在菩萨像，既多灵鉴，愿往请辞”。戒日王的诚心感动了观音，在佛教组织的帮助之下，“总率国兵，讲习战士。象军五千，马军二万，步军五万，自西徂东，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释甲，于六年中，臣五印度”，从此，30年间，再无战乱，“政教和平，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47]
戒日王时期的钱币
戒日王将佛教的发展推向又一个顶峰，“国中处处指曰佛故迹也”。他下令五印度不得食肉，不得杀生，否则有诛无赦。他在恒河两岸修建了成百上千的佛塔，高100尺余，“圣迹之所，并建伽蓝”，[48]每5年召开一次无遮大会，只留下兵器，其余倾府库所有，施舍给民众。戒日王对佛教的兴趣也逐渐表现为对佛教内部体系的整治，每年召集一次各国佛教徒的大会，为期21天，供给他们的衣食住行，选其贤能，贬其秽德之徒。玄奘听说戒日王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三时，一时用来处理政务，剩余的两时用来营福修善，每天孜孜不倦，意犹未尽。
五印度在戒日王的统领下蒸蒸日上之时，也正是唐朝国祚初定为盛世的到来蓄积力量之时。戒日王对这位来自东土的僧人非常欣赏。当时玄奘受鸠摩罗王的邀请，从摩揭陀国前往迦摩缕波国，被正在羯朱嗢祇逻国巡逻的戒日王临时劝阻，命令鸠摩罗王与玄奘前来参加无遮大会。戒日王对中原很感兴趣，玄奘告诉他，“（大唐国）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49]。戒日王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
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50]
玄奘对曰：
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雄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宄，风猷大化，难以备举。[51]
听闻之，戒日王叹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于是，戒日王决定东向朝觐唐朝。隋代，隋炀帝遣裴矩通西域诸国，唯独天竺、拂菻无法达到，留下遗憾。戒日王弥补了这个遗憾。《新唐书》记载：“武德中，国大乱，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勒兵战无前，象不驰鞍，士不释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臣之。”[52]此外，这个“整个北印度的主人”，非常注重文化的发展，他本人也是一位多情的剧作家，其剧本《龙喜记》《钟情记》《八大灵塔梵赞》，对印度的戏剧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贞观十五年（641），玄奘还未归国，戒日王就迫不及待地遣派一个婆罗门摩伽陀王前往中原，与唐朝正式取得联系。而后，唐太宗亦派使者梁怀璥访问戒日王。戒日王异常兴奋，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戒日王“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当李义表到来时，更是“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尸罗逸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53]玄奘回国之后，呈献给唐太宗的《大唐西域记》特地对此详细记载。不得不说，玄奘在中间起到了重要的沟通作用。7世纪的中原与南亚次大陆之间，通过僧侣的往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两地之间相互连通、实现文化交流的憧憬，早已超出了王者之间的相互钦佩。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就在路途中时，戒日王去世，国内大乱，王玄策目睹了这一切。当时戒日王朝的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顿自立，发兵拒王玄策。王玄策的团队仅仅只有数十人，根本不是对手，人马皆没，贡物也被抢夺。王玄策决定向吐蕃求救。此时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不到7年时间，唐朝与吐蕃正处于“蜜月期”。吐蕃慷慨相助，派兵千人，大破那伏帝阿罗那顿，斩首三千，溺死万人。此战令唐朝在天竺的声威大振，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赠给唐朝军队，并附加弓、刀、璎珞等，极力表示自己的虔诚。迦没路国也献上宝物，并呈上地图，请老子像。唐太宗对于此战非常满意，当王玄策把那伏帝阿罗那顿的首级献于阙下时，太宗云：“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耽臭味，此败德之原也。婆罗门不劫吾使者，宁至俘虏耶？”[54]乾封年间，五天竺皆来唐朝贡，直到玄宗时，天竺诸势力来朝乞兵，共抗吐蕃。此外，王玄策奉命护送摩揭陀国使者回国，曾途经泥婆罗国，从而开创了经吐蕃过泥婆罗国以达印度的新路。
《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石刻碑外景
《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石刻碑部分碑文
王玄策曾三出印度，见证了印度与唐朝的关系变迁。但他在历史上鲜为人知，始终扮演一个长途奔波的使者形象。1990年，西藏吉隆出土了《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石刻碑，碑文上的“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宣”等字眼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是高宗麟德元年（664）王玄策第四次奉命出使印度时所刻。当时，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出现裂痕，碑铭意在颂扬大唐威德，警告吐蕃，并记录王玄策的出使功绩。这是迄今为止在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通汉文碑铭，比大昭寺前的“舅甥会盟碑”要早165年，见证了王玄策的功绩。
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时在印度的玄奘是否与王玄策有交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玄奘一定知晓王玄策的到来。当他得知唐太宗已经开始与戒日王朝建交时，开始构思他要写给唐太宗的奏章。离开时他还只是一个“偷渡僧”，此次归去，他肩负重任，必须得到唐太宗的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