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　移动医疗的扩散研究

目前关于移动医疗服务扩散的研究较为丰富，大部分学者从用户感知角度出发，以TAM、TPB、TRA、UTAUT以及UTAUT2等经典的技术采纳模型为基础，针对特定移动医疗服务、特定用户群体或不同国家的用户的采纳或持续使用行为进行了研究[27]。例如，Hung和Jen[28]证实TAM能够用于解释中国台湾用户移动医疗使用意愿57.8%的变异；Faqih和Jaradat[29]以约旦376名医院患者为样本，基于扩展的TAM模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移动医疗用户采纳行为，并分析了年龄和性别的调节作用；Xue et al.[30]均对TAM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了新加坡老年女性群体使用手机搜寻医疗信息的意愿；Hsiao和Tang[31]则在TAM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探索了中国台湾老年群体的移动医疗服务采纳意愿；Zhu et al.[32]则基于TAM中的感知有用和感知易用，并整合了初始信任、感知疾病威胁、感知风险和技术焦虑等情境因素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用户采纳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并深入考察了用户类别（普通慢病患者和患者家属两类）和年龄的调节作用；Dwivedi et al.[33]基于UTAUT2，在综合考虑移动医疗服务特征的基础上，对美国、加拿大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的用户采纳意愿进行了差异化分析，等等。与此同时，国内学者Guo et al.[34]在TAM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影响我国老年群体采纳移动情境下的预防性医疗服务的负向因素；Zhang et al.[35]不仅整合了TAM和效能因素，证实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正向影响移动医疗感知易用，且显著调节感知有用对采纳意愿的影响，而且基于改进的TRA对比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在移动医疗采纳意愿方面的差异化[13]。

而随着移动医疗服务的多样化发展与用户认知程度的提高，影响用户采纳行为的因素也随着个体医疗需求的变化而变得日趋复杂，部分学者开始从信任感知[5，36]、动机[37]、价值感知[38，39]、服务质量感知[6，11]、风险感知[40]、隐私[41，42]和情感反应[43]等多种角度，并结合医疗行为相关理论进行用户采纳行为研究。例如，Deng[44]整合了TAM和HBM以及其他反映移动医疗服务特征的变量，分析了普通个体移动医疗采纳行为的决定因素；郭熙铜研究团队则从隐私计算理论[45]和保护动机理论[46，47]等多个理论角度，根据我国现实医疗情境，对移动医疗的不同用户采纳行为进行了研究，同时考察了用户年龄和性别的调节作用；Deng et al.[48]对比分析了中年人和老年人移动医疗采纳行为差异，以及中国用户利用手机进行医疗信息搜索的行为决定因素[49]；Liu et al.[50]基于恐惧诉求理论研究了糖尿病移动APP用户采纳行为影响因素，以及用户年龄和治疗时间的调节作用，等等。

总的来说，随着移动医疗服务的逐渐普及，技术与管理层面的研究均得到了学术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但就用户行为方面来说，尚存在研究内容方面的不足，仍需要从大量的具有一般性的信息技术采纳行为研究中找到适合移动医疗服务特征的理论依据，并结合用户医疗行为理论和具体医疗情境，作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