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是研究《易经》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先秦的古籍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约有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意见认为《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第二种意见认为《易经》是一部载圣人之道的书。第三种意见认为《易经》是一部用来教化的阴阳之道之书。
第一种意见见于《周礼》。《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第二种意见见于《系辞》。《系辞》云：“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很明显，在《系辞》作者看来，《易经》是载圣人之道（用言尚辞、用动尚变、用制器尚象、用卜筮尚占）的至精、至变、至神的书。《周易》是一部“开物成务，冒（包涵）天下之道”的书。
第三种意见见于《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关于《易经》性质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进行讨论的盖为南宋时期朱熹及其门人，虽然在此以前也有人涉及，但却不如朱子这样慎重其事地提出来并详细论述。朱熹认为《易经》是卜筮的书，卜筮的书是简单明了没有多少道理可说的；只是到了孔子作《易传》才演出许多道理来的。朱熹将《易》分成四种，即：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伊川之《易》。
朱熹既看到了《易经》的卦图爻画同卦爻辞的区别和联系，又看到了《易传》同卦图爻画、卦爻辞的区别和联系，还看到了后人对《易》的解释同《易》本身的联系和区别。有一点朱熹是没有说清楚的，这就是卜筮的吉凶休咎同吉凶休咎之理的关系。朱子不明白吉凶既是事实知识，又可以转换为价值知识。吉字的本义为善，凶字的本义为恶。吉凶是事实判断，善恶则是价值判断。凡是吉善的就是好的，就是可以行的；凡是凶恶的就是坏的，就是不可以行的。可见卜筮虽是一种表象，但在古人那里实际也是有大道理的。朱子没有将卜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因而很有简单化的趋势，所以对那些反对将《易经》视为卜筮的书的人则大发脾气，没有看到卜筮本身的道理，没有认识到卜筮本身的价值。同时朱熹也未将卜与筮的区别说清楚。按照朱子的说法，《易经》仅仅是部筮书而已。
后人对《易经》一书的性质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朱熹及其同时代的人的讨论范围。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
在卜筮与教化的关系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较朱熹前进了一步，“《易》则寓于卜筮”以“觉世牖民”，在《易经》本身与后人的注《易》的关系上，《提要》的作者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剔出所谓《易》外别传来，实际上是将《易经》本身同《易经》的注释等同起来了。在《提要》的作者看来“因象以立教者”就是《易经》的正传，《易经》是一部因象立教的书。
近现代，关于《易经》一书的性质的讨论文章多起来了。
李镜池教授的观点基本上是继承了朱熹的观点，但是比朱熹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李镜池教授撰写了《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1961年7月14、21日的《哲学》栏内，后收入《周易探源》一书中。他认为：“《周易》分‘经’和‘传’两部分，内容性质有很大的差别。‘经’是占筮书，卦、爻辞反映了周早期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生活状况，正如甲骨卜辞一样，我们可以从这里找到好些宝贵的历史材料。‘传’虽然是解释‘经’的，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认为‘夫《易》，圣人之所极深而研几也’。《易》道广大而神知，如果能‘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系辞传》）。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这一观点后来成了学术界的权威性的观点：《易经》是占筮书，《易传》是哲学书。
近现代对于《易经》的性质的讨论除了上述意见外，还有认为《易经》是一部数学著作的，也有人认为《周易》是一部字典。
目前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研究《周易》的热潮。对《易经》一书的性质的看法也就多种多样了。有人认为《易经》是气功经典著作，有人认为《易经》是武术经典，有人认为《易经》是医药著作，有人认为《易经》是图书目录，有人认为《易经》是管理手册，有人认为《易经》是预测学，有人认为《易经》是决策学，有人认为《易经》是控制论，有人认为《易经》是系统论，有人认为《易经》是全息律，有人认为《易经》是因果律，有人认为《易经》是计算机的二进制，有人认为《易经》是多四季论著作，有人认为《易经》是生物化学，有人认为《易经》是华夏儿女的幸福论……有人认为《易经》是日记。真可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事实表明，对《易经》进行研究的学者具备了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就可以从《易经》中找到这一知识领域的思想因素，知识模型。不是吗？天体物理学家从中找到了宇宙模型，生物学家从中找到了生物的进化与太极宇宙结构模式，人体科学家从中找到了太极图与人体生物钟，生物化学家从中找到了遗传密码与《易经》八卦奥秘的关系……物理学家从中找到了互补模型。
在这里，限于我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我不能对上述研究成果妄加评论。也许上述易学观点可以从西方的诠释学与社会心理学中找到解释。
通过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我对《易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观点就是：《易经》是华夏儿女追梦造福的宝典。
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一观点，我们先对《易经》和《周易》的名称，做一点说明。我们这里所谓的《易经》包括六十四卦卦图、卦名、卦辞、爻辞，并不包括《十翼》在内。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称《易经》而包括《易传》在内的。如《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在古代文献中，也有称《周易》而不包括《易传》在内的。如《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里所谓《周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易经》。
还有文献记载的《周易》则是既不同于我们今天讲的《周易》，也不同于我们今天讲的《易经》。《汉书·艺文志》：“《周易》三十八卷。”列于蓍龟家著作之中。其书盖已失传。
因此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周易》与《易经》的异同，而且还要弄清楚蓍家的《易经》、龟家的《易经》（是否存在龟家的《易经》有待研究）、儒家的《易经》、道家的《易经》、法家的《易经》的联系和区别。此不详说。
现在我们继续《易经》是华夏儿女追梦造福的宝典的讨论。
《易经》，本质上来说是教人追求梦想创造幸福的一部书。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筮卦问吉凶的目的是借助神灵指导自己未来的行为，以求避免灾难、祸害，赢得幸福，获得利益。
按照《洪范》的说法：幸福有五种，一是高寿，二是富裕，三是健康安宁，四是修养美德，五是尽享天年完美善终。灾难有六种，一是横死夭折，二是多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懦弱。
在我国古代，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般都认为幸福是天赐予的，祸害是天对人的惩罚。因此，遇事向天使龟卜蓍筮问休咎，讨吉凶，明利害，便形成了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既含有迷信落后无知愚昧的成分，同时又体现了我们的祖先谨慎谋事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那些靠筮卦断占糊口的人，大多数是靠揣摩推测问卦人的心态进行断占的（可以视为原始心理咨询师）。《系辞传》的结尾就道出了各种问卦人的心态和语言特征：
将叛者，其辞惭。
中心疑者，其辞枝（枝分不一、枝疑、枝蔓）。
吉人之辞寡。
躁人之辞多。
诬善之人，其辞游。
失其守者，其辞屈。因而他们便能根据前人和自己对于社会心理的把握，总结出一套套的社会定式来进行谋事占断。这虽然是一种原逻辑的原始思维，但已经具备了一些理性思维。孔子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所以说他与巫史同途而异归。孔子也研究谋事算卦，但孔子主要研究《易经》的人生哲学、价值取向体系。因此经过孔子修订编纂和孔子后学笔削了的《易经》是古代华夏儿女追梦造福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经过孔子修订编纂和孔子后学笔削了的《易经》是古代华夏儿女追梦造福的宝典。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
《易经》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是孔子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重要来源。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2]
据班固《汉书》记载：“《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韦昭认为“人更三圣”是指“伏羲、文王、孔子”。孟康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3]
《易经》这一宝典伴随着华夏儿女走过了艰苦卓绝的历程，给予了华夏儿女追梦造福以丰富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