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光

1935年春，我生于浙东一户农家。彼时缺医少药，哥哥幼年夭折。我幼妹亦窒息于襁褓之中，只因蚕桑时节，母亲忙里忙外，采桑饲蚕，清理蚕箔，疏于育婴。1942年，我到了读书的年龄，在上海谋生的父亲刚过而立，初有建树。他花了20块大洋，雇人把我们母子俩带离家乡。一行三人从三界镇的曹娥江边出发，一路上乘乌篷、过旱海（沼泽地）、躲战乱，晓行夜宿，历尽困苦，现在不过四五小时的车程，那时竟花了一个星期。我们一家在沪上团聚。

父亲经营着一爿自行车行，店堂楼上和亭子间住着合伙人徐姓一家。我家蜷缩在三层阁楼，南北两面坡顶下分别放着父母的大床和我的小床，只有中间一块地方能挺直腰板，放了一张四方桌和几个凳子，朝南有气窗（上海人称“老虎窗”）。我就读于离家咫尺的弄堂小学——育光小学。三四十米长的弄堂里有几栋三层楼房连在一起。前面两栋改作小学，弄堂就是小学生们的操场，上体育课，列队、做操、跑步均在这方寸之地；这里也是学生课间玩皮球、踢毽子、跳绳的场所。印象中除了教师和学生外，住户很少在弄堂里穿梭。我上课的教室由厢房改建，长宽不成比例，课桌间走道狭窄，需侧身而过。教室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着励志的条幅：“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学而优则仁仕”“学而时习之”等。我至今仍有印象。

1944年秋，我升入三年级，到了学外文的时候。可能与附近的日本宪兵营有关，学校让我们学日文。小小年纪，我们虽然对此没有剧烈的抗拒，但都怀有爱国心，有逆反心理。记得日文课死气沉沉，老师整节课反复领念“啊依乌爱噢，卡基呲呔托……”，味同嚼蜡，真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年下来，只会背五十音图。每逢考试，同学会开玩笑说：“滑得过去滑（上海话，与日语わたし谐音），滑勿过去勿要滑。”好在次年日本投降，四年级的外语课改学英语，从此我与英语结缘。

父亲做生意，特别重视珠算。放学后，别的功课他不在乎，但经常过问算术课，特别是珠算，要我天天练。学加法时，总要我从数字1开始，顺序地累计加到100，得总数5 050，连打三遍不错，才作罢。要我背诵公制换算十六两制的珠算口诀，如一退六二五[“一”表示十六两制的一两，“退”表示小数点（算盘上向右退一行），即十六两制的一两等于0.625公两]，二一二五，三一八七五，四二五……童时记忆，至老不衰。每逢珠算课，瘪瘪的小书包外挂一个算盘（比书包长），晃荡着去上学。

在国文课上，常默生字，跟着老师大声朗读，轮流背诵五言或七言短诗。小学生谈不上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老师似乎也并不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只要学生能读能写能背即可。在反复的诵读中，虽说审美的乐趣无多，但我多少受到一点熏陶。写字课与国文课分开，每逢上写字课，要携带笔墨纸砚，开始是描红，高年级才跟帖临摹。

到了五年级，父亲与两位合伙人分权、析股，开始独立经营一家自行车零件厂。工厂设在小弄堂内，一排三间。短短的弄堂走道兼车间，上方有挡雨板，为熊熊燃烧的炉子遮风挡雨，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原材料、待加工的半成品。有工人满头大汗，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左右前后在炉上转动着自行车车架，炉边的同伴在焊接经过加热的车架接头。地面被尖角嶙峋的铁器家什占满，路过此地要小心。底楼车间有车床、冲床和刨床以及钳工工作台，楼上是装配和包装间，车间之上是工人们安身的低矮的阁楼。我们一家住的是二层经翻修挑高后的三层阁楼。房屋系砖木结构，当冲床冲轧零件时，整个房子震感强烈。这是一个工厂区，有轧钢厂、铸造厂、电镀厂、玩具厂等。昼夜机声隆隆、人声鼎沸。

父亲工厂的大部分工人来自农村，有的与我沾亲带故，彼此混得很熟。课余时我也爬上阁楼，与他们一起听故事、唱越剧。工人们大多来自浙东，收音机一天到晚播放越剧，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经典选段，我反复听，反复吟唱，唱词熟悉到几乎能背。猜谜语也是童年的一项益智活动，有的至今不忘，如：“‘字’字去了盖，不当‘子’字猜。”（谜底为“一”字）“一点一划长，一撇到东洋，廿一（上海话21日）去买油（‘由’），用嗒八只洋。”（谜底为“广”字）

父亲忙于厂务，负责生产、销售、工艺、设备及管理，除了姨夫协助财务，里外都是他在忙。他劳顿奔波于客户之间，沉潜市肆，每逢外销款到账，便急于进货，或购大米，或置换原材料，以应对物价飞涨，钱币贬值。母亲是半个炊事员，厂里30人的吃喝全由她采购。“三早抵一工”是她的口头禅，每日天蒙蒙亮，她就叫醒小徒弟一起到菜市场。提篮买菜回来后，又帮助炊事员淘米洗菜。双亲忙于原始的资本积累，无心也无力教育我辈。不过，但凡有小伙伴上门告状，万一遇到父亲，我总挨训。要是我申辩几句，他会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久而久之，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只求安然相处，从小便养成我性格上懦弱的一面。

童年的无拘无束，兴之所至，无所不及。捉蟋蟀，玩“叫咕咕”（关在竹篾做的小笼子里的蚱蜢），养蚕宝宝，喂小兔子和小白鼠，样样都尝试过。记得有年初秋的一天，我兴冲冲地穿着母亲刚织好的新毛衣，跟小伙伴到造币厂桥外的荒野捉蟋蟀。两人听着蟋蟀叫着，正在窃喜，蹲下来轻手轻脚地翻动草丛中的石块，忽然树丛旁窜出一个彪形大汉，凶神恶煞地命令我把毛衣脱下，我稍有迟疑，那人亮出拳头，暴怒地喊叫：“快脱！不脱揍死你。”小伙伴吓得目瞪口呆，我见状只得忍痛把毛衣脱下，给了他。那回，蟋蟀没逮到，我穿着单薄的衣衫，怯生生地哭丧着脸回到家里，被母亲痛骂了一顿。在旧社会，在市郊结合部或偏僻处，抢夺小孩身上衣服的事时有发生，名曰“剥猪猡”。

现今，玉佛寺是沪上一大景点，外观为宋式两层宫殿式建筑，古朴庄严，中轴线上排列着天王殿、大雄宝殿、玉佛楼三重殿堂，东西两侧建有多处佛堂和斋堂等，入寺门票20元。玉佛寺与我家相距百余米，当时正门开在安远路（现改在江宁路），门前冷落鞍马稀，是我与小伙伴戏耍的可选场地之一。我们有一种玩法，如幼儿园里玩滑梯，先“噔噔噔”走上大雄宝殿的石阶，又迅即坐在石阶一侧的斜石板上，顺势滑下，如此上下往复，不厌其烦。寺内殿高院深，阴森森似有鬼气，孩童们敬畏和胆怯并存，一般不入殿堂；庙宇前后三进，利于捉迷藏，互相追逐，和尚见状必加劝阻。1949年以前，玉佛寺并非众信徒密集朝拜之地。我母亲信佛，但她总是舍近求远，每年大年初一带我到城隍庙去烧香拜佛，那里逢年过节人山人海，跟现时相差无几。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