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辆单车

我一生用过六辆自行车，它们伴随我成长、上学、工作和退休，走南闯北，长时间形影不离。

10岁那年，经营自行车行的父亲为我组装了一辆童车。每日课余，我兴致勃勃地把玩这轻巧的小车。无师自通，在车少人稀的马路上摔了几跤，很快就会骑了。接着，就摇头晃脑、自鸣得意地在大街上骑得飞快，呈“S”形骑行，也不去理会路人的白眼。不过，日久生厌，对自行车的新鲜感就像它外表的光泽一样渐渐褪去，一两年之后便弃之不用了。

到了上初中的年纪，父亲为我出行方便，又给我组装了一辆26寸的自行车。我坐在车座上，双脚正好落在脚踏板上。其实，这部车是多余的。我住校，一星期有六天车放在宿舍里，学校管得严，平时不准出校门，到了星期六下午才放行。我家住沪西大自鸣钟那儿，学校在沪东提篮桥，距离约10公里，两头正巧是19路无轨电车的起始点，乘车很方便。有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我骑车途径新闸路。当时新闸路有有轨电车，路面上有轨道。骑着骑着，我想超越相向而行的人力三轮车，不小心前后两轮嵌入电车轨道，由于正与三轮车交会，靠得太近，它左侧外伸的拉杆正好勾住我裤子的右口袋，我的车速过快，迅即从袋口沿裤缝往下拉出一个大口子。尚幸，没有伤及皮肉。回到家，母亲一看，残破的裤子不能穿了，我被骂了一通。从此车也不骑了。

第三辆自行车是研究所的公车，我保管，我使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伴随我在南京工作十余年，不仅仅方便工作，还是郊游的私器，到中山陵等地用得上它；它也成为我来送的便利工具。每年暑假，梅和两个孩子到南京度假，常乘晚间10时许上海始发的一趟慢车（票价便宜，车速相对快），到南京站时已近次日凌晨4时。市内通宵车只有1路从火车站到夫子庙，而从夫子庙到我任职的研究所还有2公里。一家四口，包括随带的大包小包，都是靠自行车解决最后的行程的：母女三人抵终点站后，先将行李挂在车把子和车架上，后座带上儿子，我骑车先将儿子和行李带到宿舍；然后迅速折返，那里，母女俩在原地等候，将她们一前一后安置在车上。我猛蹬脚蹬子，车飞也似地再次向宿舍进发，路上空荡荡，整个南京城还在沉睡中，好像平坦的大路是专为我们一家铺设的，让我们独享这黎明前的寂静。四人小家庭终于复又团聚。待安定下来，只见夏日的晨曦微露，一宿未睡，竟无倦意，生活维艰，亦有天伦之乐。那个年代，自行车不啻是代步工具，也是方便生活的标配。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上海工业大学教书，后住校旁的家属宿舍。那时自行车仍是每个家庭必备的交通工具，上班、买菜、访友都少不了。但是，自行车凭票供应，教研室几十个人两三年才能轮到一张票子。好在我家还算是自行车世家，一个亲戚在自行车厂当领导，好不容易托他搞到一张票，凭票花176元（相当于3个月的工资）买了一辆26寸凤凰牌墨绿色自行车。金灿灿的凤凰标志镶嵌在车把子下闪闪发光，红色的尾灯特别耀眼，把手和钢圈镀得铮亮。我特别爱惜，每骑一次都要从楼底下搬到我居住的三楼走廊上擦净、锁住。如此这般，凤凰车为我服务了八九年。有一次，我晚饭后到教学大楼上课，像往日一样，车停在楼前，夹着书包到教室。不料，下课后楼前的车已无踪影。

90年代末，自行车的市场供应已趋稳定。多年来习惯于以车代步，大有须臾不可离开之感。便去买了一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外观明丽，骑来轻盈舒畅，我爱之有加。每骑一回，照样不厌其烦，搬上搬下。不过，有一次，我上午上课，午饭后即须外出，车暂停楼下门口。待我饭后下楼，只不过半个小时，车不翼而飞，损失就在一念之差。这车与我相处大约五六年，成色尚新。

我买车不再讲究形制了，1994年，到二手市场花100元买了个不怕偷的三无产品，整车黯淡无光，车型笨拙，无名牌，但看上去结实耐用。这辆车除了为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方便外，还为小家庭带来欢乐。1995年，外甥女出生。在她学会走路后又不想走路，总缠着我骑车带她到校园或小区附近“兜一圈”。我让她坐在车架上，小手放在车把中间，我则紧握车把，把她围在狭小的可控范围内。此外，我还带梅一起上超市，经常满载而归：手把或车架上挂着一袋又一袋鼓鼓囊囊的马夹袋，后座带人。终于，2003年10月的一天，一场事故降临了。这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到南大楼的编辑部上班，午饭时分，下楼骑车准备去食堂就餐。刚一拐弯，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湿漉漉的地上。脚腕正好被牙盘的轴心压着，骨折了，脚背向后转了180度。幸好，有好心人路过，呼120将我送到第十人民医院，后又转瑞金医院住院两个多星期。出院后疗伤百日，尚幸，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我骑车骨折之时，正是我告别自行车之日。

有六辆自行车先后伴随我，从天真烂漫的童年，到年近古稀的晚年，前后一甲子。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