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稿纵横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是我兼职时间最长的单位，至今已近二十年，任务是审读书稿。事情要从认识社长庄智象说起，1986年的一天，刘黎（时任《外国语》常务副主编）和庄智象（时任《外语界》编辑部主任）约我赴上外见面，晤谈全国高校外语期刊学会建会事宜。两年后，学会成立，刘任会长，庄任秘书长，自此年年联办活动，我们商讨办刊业务，交流办刊理念，彼此有了共同的语言。
不久，庄智象升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社长，我成了出版社的作者。千禧年初，我退休不久（仍任期刊主编），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开期刊年会，有天晚饭后，我们一同散步，庄社长关心我的退休生活，也从出版社的工作考虑，希望我到外教社兼职。当时我在住所附近的诚信学院（民办）上翻译课，暂不能去。
2002年夏，我住瑞金医院做前列腺摘除手术，为免于打扰他人，对外并无声张。一天上午，他冷不丁地手捧鲜花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令我愕然；然后，打电话请在该医院工作的老同学过来，让他请名医诊疗。我不知道庄社长是如何得知我住院的，他对朋友如此真诚，令我感动。是年下半年起，我开始在家为外教社审读来稿。后又遭骨折，不便站立，辞掉了翻译课。每周一次去社里上班，正式加入退休教授编审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先有复旦大学孙骊教授夫妇、上海交大冯玉柱教授，后有上外何兆熊、夏平教授、洛外韩振荣教授等同行。
外教社为保证书稿质量，严格执行三审制的编辑流程：责任编辑一审、高年资编辑二审、外聘专家三审。书稿中的问题一、二审已基本解决，三审予以确认，有时，跟责编一起商榷解决遗留问题。遇到的问题主要如体例不一致、语句不通顺、表达不流畅之类，实质性的差错罕见。如：“The city's boosters claim that people were bonded more closely than ever to the Big Apple by the communal pulling together of the recovery effort.”原译为：“纽约的拥护者声称，由于共同努力重建家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纽约市的周围。”三审改为：“纽约的维护者声称，人们共同努力重建家园，空前紧密地与这座城市维系在一起。”三审的润改大多是锦上添花，只有个别有较严重问题的需要退修。
我前后做过三本书的责编：Questions of Science，Answers to Life（Oscar De Los Santos&John-James Sargent，大学生英语文库，注释读物，2005），《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庄智象，2007，获2010年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译学新论》（张柏然、许钧主编，2008）。为两本引进的原版书写导读：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ona Baker& Gabriela Saldanha，文载《外语研究》2010年第2期），Translation：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2010）。
在外教社工作是愉快的。社领导对待外聘专家犹如自家职工，一视同仁，邀请我参加每年两次的社内工作总结，同往外地旅游，甚至同享当时的有价票证（理发卡、饭卡、交通卡等），还不时召开专家座谈会请大家各抒己见，我等与社里的同仁打成一片，交了朋友。直到我75岁才停止合同，不再到社里上班，但仍通过网络或快递接收书稿，审读书稿不断。
我在社里的后十年，以审读翻译研究的书稿为多（包括博士文库等）。读稿很有教益，好稿令人眼前一亮，感到别有天地。如我读过一本学术散文集，文风清新、语言生动，涉猎广泛，广取博收，作者匠心独具，独辟蹊径，不是板着脸孔说理，而是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传达译学思想和翻译道理，文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文学性，是翻译著作中难得的佳品。该书分几个板块（编），每编由若干言简意赅的散论组成。整书有它内在的体系和逻辑，垂枝结繁、条分缕析。该稿我总体肯定，审读后感到还有改进的余地，如作者将少量已发表过的论文夹杂其中，属“高堂讲章”，而非“坊间话语”。作者为求总体完整，各编之间相互衔接，有的文章名实不符。由此，审读的结论是：来稿润改后可以出版。
也见精彩的学术论稿，如一本讨论思维模式的来稿，作者论证了英汉民族的不同思维模式后，提出在英汉互译时要根据不同的思维模式来处理语言转换，并提出思维模式的运行有赖于概念结构。认为概念的表达必须在语流中结构化，即把概念表达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该稿视角独特，颇具新意，钩稽甚勤，备证细心；通观全书，理论联系实际，实例丰富，便于举一反三。不过，该稿只是句子和句子以下层面的英汉不同思维模式的对比，翻译研究不限于句子层面，如能在语段和篇章层面作适当补充，该稿将更为完善。
也有缺乏学术视野，找不到理论原则和作者主导思想的“学术”书稿。如我读的一份译文对比稿，对某著名西方诗人的四种不同汉译版本作了比较。诗人在外国文学史中有突出的地位，早已引起国内文学界的瞩目，汉译本多，因此该选题有一定意义。本稿作者稽考周全，精妙诗意无微不析、无幽不畅，分别从词、词组、句子、篇章的不同层面作了对比和考证。但是，作者仅仅为对比而对比，对诗歌翻译很少作理论探讨，整书没有结合汉外对比阐明自身的译诗观点，书稿主要是技术性的，与学术出版的要求不合。
有书稿或寓意奥博，或戏笔横斜；有书稿题旨高远、取材丰富、引证细致、表达顺畅，但缺乏创新，看不到作者的理论闪光点，也没有呈现新的翻译技法。如有部讨论外宣的稿子，大谈我国对外宣传的性质与意义、目的与任务、原则与要求等重大问题。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研究，对于外语研究者来说是颇具挑战性的。书稿对政策的研究深度和准确性都不理想，缺乏对我国“新时代”外宣方针、政策的梳理。甚至有的提法不合时宜：如说“对外宣传的意义”在于“参与全球新闻传媒的竞争”（引文依据为1987年7月18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小组发文），而目前的提法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展现大国形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其中也没有纲领性地叙述十九大及以后的外宣政策。以作者的外语专业身份聚焦于政策研究，显得捉襟见肘。
在物质裹挟、价值失衡、心灵焦虑的当下，有的作者理性崩盘，使命废弛，偶有胆大妄为之徒，以抄袭剽窃之作，向出版社投掷。曾读“风格研究”一稿，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图表一大堆，参考文献数以百计，像模像样，但细看文字，发现前后重复，上下矛盾、讹舛不少，遂查相关材料，发现已有近乎同名的英文专著出版，拿来比照，竟发现两者相似度极高，现列表对比如下：
表4 两稿对比表
作者所列中外参考文献数以百计，但独缺右列文献，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回避，掩人耳目。从以上理论基础、内容、结构，甚至一至八章的具体内容来看，两者一一对应。结论：拒绝出版，并通报有关单位予以查实。
审读过程和审读结论可以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好稿的原因大多相似，劣稿的原因各不相同。
搞学术必须阅读经典并站立前沿。经典是做学问的基础，前沿是登临揽胜、放眼四海的立足地。我的幸运之处是2002年起受聘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二十年来累计审读书稿二三百部，为引进版图书写导读、作书评，为外教社图书选题和出版（特别是翻译类）铺路。经眼的书稿有的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我国乃至国际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令我常处学科前沿，得以扩大视野，吸收并提升学养。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