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教进修

助教进修班共24人，从二年级的16个平行班中选拔出来，以培养本校俄语教师为目的，强化训练，历时两年。进修班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与三年级普通班不同，由外籍教师任课，课程密集，有精读、语法释疑、写作、俄语教学法、教学心理学、哲学等，教材用原版。如果说我前两年的学习还算游刃有余，那么，读进修班实在倍感吃力，除了应付课业，几无余暇。

语法课已上到第三轮了。俄语语法虽然严密、烦琐，但任何规则都有例外，非常规语言现象的语法解释，正是俄语教师的看家本领。这一轮语法课是正统语法之外的补充，新颖之处在于其不同凡响的理趣。精读课依然是清晨两节，每周三次，六课时为一个单元。头天上新课（一个短篇或几页节选），包括作者简介、词汇例释、内容分析。次日，课文逐句精讲，随举随释。第三天复述和讨论。上新课前要预习，记生词；复述前要熟读课文，准备答题。一年下来，几乎读遍俄国的经典作家和现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小）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巴甫连科、肖洛霍夫等。写作课则规定每周课外作文一篇。

功课压力山大。上午四节主课，下午两节辅课，课后体育锻炼，有“劳卫制”的项目标准。晚自修分秒必争，甚至星期六晚上得拒绝舞会或电影，星期日上午必须完成一篇俄文作文。这样，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我不喜欢、也不习惯这种整天埋头书本的高强度的学习生活。十余年的读书生涯，从小学到大学，素好在学业之外做一点私心所爱的事，看一点课外书，成绩不求名列前茅，但求学有余欢。进修班的课程压得如此之紧，有时实在令我感到烦恼，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彼时，我已进入准教师队伍，戴的校徽由白底红字的改为红底白字，摆脱了学生会主编校报的工作。我平日里再忙也要到图书馆零星地翻翻《文艺报》《文哲史》《文艺评论》之类的杂志，酌加摘录，略事笔记。我与同好自发组织了一个文艺理论学习四人小组，两星期一次，交流心得，展开讨论。这是我唯一耗时不多的、心仪的课外活动。彼时我与梅的关系已经稳定，在教师食堂用餐不分彼此；见缝插针，花前月下，谈人生，谈未来，互吐衷肠，互相鼓励，舒缓压力，潜相影响。

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引蛇出洞” 了。此后不久，学校教学大楼的走廊上、墙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对学校和上级党政提出了种种批评，其中也包括许多过激的看法和错误言论。

一年紧张的学习生活终于结束了。学校按校历照常放暑假，同学四散。殊不知，一场关系到个人命运的特大风暴正在袭来。大约8月初，度假犹酣，各地同学突接校方电报：务必一周内返校。暑假戛然而止。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斗争问题。8月，“反右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毛泽东有言，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助教进修班实行强化教学，平日里课业繁重，同学之间交流甚少，且前两年学员分散在各班级学习，彼此不甚了解。谁是右派？大家一时间面面相觑，人人自危。短时间的文件学习后，进入刀刃见血的实战阶段，组织宣布S同学为运动靶子。S同学暑假期间曾伙同他班同学以“学生代表”的名义赴京上访第一机械工业部（我校主管部门）；加上前期大字报上的谬论和日常表现，“右派分子”的帽子，非他莫属。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对于这场革命，人人魂悸魄动，不敢妄动。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也为了自保，大家对S同学之流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个个义愤填膺、声色俱厉，一改温良恭俭让的书生气，昨天还是同班同学，无奈今天已敌我对垒。有时，斗争扩大到四个班级联合起来，近百人的大组，气势恢宏。大组的重点批斗对象为W，也是1954年从上海来校的，俄语系三年级学生，很有语言天赋。“反右”前，因1957年中苏关系走下坡路，俄语人才已不紧俏，他曾提出申请，按德语系毕业生的教学要求对他考核。结果笔试、口试、写作等德语主课全部合格。因此他要求按德语系学生标准予以分配，并取得校方同意。可是，“反右”运动打破了他的美梦，他的许多“罪状”被揭露，其中一条“里通外国”的“证据”，是他与德国一名高中生的多次通信。据此，要他坦白交代通信内容、动机、原因，等等。然后反复提问，追根究底，甚至与他父亲（化学工程师）曾留德联系起来。后来，W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但他在“文革”早期死于非命，不得不说与之有关。此外，据说助教进修班还有一名“内定右派”。内定右派是不批斗、不宣布的，只在个人档案里有记录，加上“不得重用”之类的字样。

两个月后，学校的运动基本结束，接下来是人员处置和毕业分配。由于与苏联的关系已有裂隙，俄语专业不属继续发展之列。上级部门对学校做了重新规划：撤销助教进修班，进修生列入再分配。分配以各人中专专业为依据，我们一行11人（包括三年级的学生）学锅炉制造，都被分配到山东济南。梅的专业与我不同，初次分配她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算是照顾我们。真是无巧不成书，在宣布分配方案后，当即有邻班同学突然来征求梅的意见，说他的一位室友，专业与梅相同，东北人，不愿意被分配到上海，如果梅同意，可对调，梅点头。说罢，他飞也似地跑到宿舍把刚才宣布被分配到上海的一位陌生的东北同学叫来。他们一拍即合，立即一同去人事部门要求对换工作。因为一切正式手续未办，人事干事不费吹灰之力，在名单上一勾一画，成全了两人各自的愿望。我不得不感叹，如有神助，我和我家庭的命运和人生轨迹就在这瞬间改变，我方梦之才会有今天，这是后话。

10月20日，这是我俩同窗共读三年余的最后一天。电车把我们带到黑石礁，向东走去，便到海滩。我俩漫步在湿润柔软的沙地上，眺望大海。儿童在沙滩上追逐，嬉戏玩耍；有人在滩边捕蟹摸虾，当我们走过时，他们报以艳羡的目光。漫步海边，梅挽着我的手，很紧，她时不时扭头看看后面是否有人跟着。若有，她的手会不好意思地松开。走着走着，一块巨石挡住我们的去路。巨石受海水的冲刷，呈攲侧之势，上大下小，于险境中求平夷，顶面平坦，有三人坐着谈笑风生。绕过巨石，前面就是星海公园。这里曾是海滨浴场，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冲淡水、换衣服的毛竹芦席棚。因天气转凉，海滨浴场已无人问津，芦席棚已弃而不用，门敞开着，内中空无一人。我们走得正累，棚子成了驿站，好像专为我们留下的。我们坐了下来，面朝大海，时而面面相觑，深情流溢，卿卿我我，想到明日就要分离，又不免悲凉凄恻。走出竹棚，我俩到星海公园看景，迂回于林荫之下，在崎岖的小道上跛行，在曲径通幽处小憩，荡秋千，玩跷跷板……享受这最后的甜蜜的时光。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到济南报到的一行，坐船到青岛转乘火车。21日清晨起，梅一直没有离开我，直至10时起航。我们乘的是客货两用船，船上客人不多。次日8时，船靠青岛港。梅等一批分配到上海的同学也于同日下午乘船离开大连，她们的船于同日正午进青岛港补给。我在船码头迎候，时过一天，如隔三秋。我们同游青岛水族馆、鲁迅公园，珍惜每一秒相聚的时光。下午4时，我们又折回码头，我目送她们的船渐渐南去。两情缠绵悱恻，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晚10时，我们一行坐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前景未卜。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