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虫”二事
“文革”期间，世道浇漓，百业凋敝，文化事业受到重创，文学翻译停滞不前。早期，汹涌的革命浪潮把各类科研项目卷入浪底，科技翻译停停息息。我所在的冶金研究所科技情报室从早到晚学《毛选》、搞串联、写大字报，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大张挞伐一两年后，声势略减，人员各奔东西：有下放农村的，有进干校劳动的，有调离的，有参加专案组的，以致科技情报室一度名存实亡，各地科研院所或科技情报单位同条共贯，均难幸免。
及至“文革”中期，渐有恢复，各地暂停的科技译报、译刊陆续恢复出版。社科领域的翻译工作也缓缓启动，1970年代初期，动员12个城市的有关大学的外语系教师前后翻译了171种国别史和40种国别地理。1972年10月1日，自“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第一个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在北京开始播出，此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纷纷效仿。[1]1972年中美建交前后和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前，有一批国际关系译著和联合国史料、文本、手册相继出版。其间，还有部分译书留下了岁月的记忆，如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以及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文集》等，一些重译本、修订本，如《进化论与伦理学》《第三帝国的灭亡》等重又面世。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现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州交易会”或“广交会”）是当时我国唯一盛大的对外交流的窗口，从1957年起，每年春秋两届：4月15日至5月5日和10月15日至11日4日举办，“文革”期间未曾中断。名为出口商品交易会，实以对外政治宣传为主，政治挂帅，一切服从政治需要。展览会分十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著作馆，工业学大庆馆，农业学大寨馆，此三馆纯粹务虚；土产畜牧、食品、纺织品、轻工业品、化工医疗卫生、五金矿产等七馆有商品交易。广交会的宗旨是介绍我国各族人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先进单位的事迹，同时展出来自我国各地的各种出口商品和成就。笔者曾参加过1975年春季广州交易会工业学大庆馆的翻译工作。
1975年春季，广交会的工业学大庆馆展示了江苏省丹阳钢铁厂的办厂经验和先进思想。是年3月中，江苏省冶金研究所革委会接上级任务，指派我担任“自力更生办好小钢铁——江苏省丹阳县钢铁厂”宣传图册的导词及展品名录的英文翻译，并负责画册的制作任务，要我前往丹阳钢铁厂参加该项目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其实，筹委会半年前已经成立，各项工作早已启动。会议离广交会开幕仅剩一个月。这是一次检阅和总结前阶段工作的会议。参加者除厂领导外，还有主办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江苏省冶金局的代表。厂方对会议极为重视，除精心准备好待审的展品外，对与会代表的接待也非同寻常，就餐点在厂区大食堂厨房旁的小包间，在物资并不富裕的当时，鸡鸭鱼肉满桌飘香，众人见状胃口大开，在大快朵颐、酒足饭饱后，各人自掏腰包2角（按彼时食堂吃饭个人的一般标准），心里的独白是：“我没有白吃白喝。”殊不知奢靡之风已露端倪。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宣传图册的中文定稿会。
参与1975年春季广交会
工业学大庆纪念馆展示了我国工业战线的政策性成果，以图文展示为主，实物陈列为辅，没有商品交易。会议逐一审查了所有展品，包括实物、模型、图片等，特别是反复斟酌展馆的导言及图片的中文说明词，直到文通字顺、语调铿锵、语意确当为止，尤要与当时的二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对于关乎大局的政治性文本，译者个个谨小慎微，书斋里“译者的创造性”和“二度创作”之类的美言壮语只似空谷传响，无人回应。译者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汲汲于字栉句比，求形而得形，求义而得义，谈不上正确的外宣意识。现在外宣翻译要求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当时对外介绍的素材，虽然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但未必是国外受众需求的信息，只管输出，不顾反馈，更不用说按照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当时禁止触碰外国文化）。译者只是执行指令，完成任务而已。翻译的惯常做法是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小册子标题“自力更生办好小钢铁”，当时死抠语法，以为“自力更生”是修饰“办好” 的，因此译为“Running a Small Iron & Steel Works through Self-Reliance”。现在看来，就工业学大庆馆的宗旨或小册子的宣传内容而言，将标题理解为汉语的“主题+评论”结构为好，即“自力更生”为主题语，下文由此展开。主题语是句子的结构重心所在。“自力更生”是主旋律，当以凸显“Self-Reliance”为好。将其放在首位，英译文的词序与汉语相应，似更妥帖，可译为“Self-Reliance in Running a Small Iron& Steel Works”；如不拘泥于汉语，或可译为“Self-Reliance：Soul of a Small Iron &Steel Works”。
筹备会定稿后，我抓紧时间翻译，在手动打字机上打出译文初稿，请同事帮助校改，然后马不停蹄地携稿去北京冶金部，找上级部门审核。广交会开幕式在即，时间紧迫，冶金部资深翻译特事特办，放下手头工作，即予润改初稿。我借冶金部办公室的打字机夜以继日地打出修改稿，以利次日复审。定稿后，旋即返宁。如此辗转南北，离广交会开幕只剩三个星期了。跟单位革委会领导汇报工作后，我直奔上海人民印刷七厂——当时上海最好的彩印厂。厂里生产繁忙，我硬顶软磨，工厂才同意完成在印的一批书稿后，再接《自力更生办好小高铁》小册子的印制任务。四十多年前印刷工艺落后，彩印的工序多、周转慢。先是排字：排字工对着样稿，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从铅字架取下铅字母，拼成单词，排成句子，积句成篇，然后打出初校样。工人师傅不通英文，初校样舛讹百出，特别是移行、大小写、标点之类的问题。初校样经逐一改正，经二校、三校、核红，反复打样，反复校改，使其无有疵病。大小图片的制版，也非一日之功。接着是图文匹配、排版。以上种种工序完成后，上机拼板、印刷。彩印并非一步到位，而分三次完成，每次一色，印完一色后得等上一两天，待纸上颜色干了，再印一色。最后装订，包装。我心急如焚，每天踯躅在车间。广交会开幕迫在眉睫，领导不时电报催促，我十分无奈。如此一道道工序下来，待我拿到成品飞到广交会时，已是开幕后的三四天了。
小册子是展馆的缩影。展馆正中矗立起一面幕墙，上有中英文对照的导言。三面图文并茂的展板连接成凹字状，中间有两个展柜，一个放有丹阳钢铁厂厂区全景模型，另一个摆着奖状和奖杯，还有少量该厂的产品，如铁块、钢锭以及用该厂产品制成的小农具摆放在地上。图册堆放在展厅一角醒目的地方，任人索取。在我驻会的两天间，参观者对之似乎兴趣不大，工作人员不时主动分发。只见有的参观者在硕大的幕墙前步履匆匆、目不旁视，径直而行；有的放慢脚步，斜睨一眼；有的则绕过展柜，在平面展板前投以短促目光。意外的是，刚刚从抚顺监狱特赦的最后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战俘，他们组团参观，一行约20人，穿着簇新的制服和皮鞋，在领队的带领下站在高大的幕墙前，看着文字，毕恭毕敬地听讲解员的讲解。[2]这或许是他们出狱后必上的一课。
1976年下半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研究所革委会找到我，邀我参加《金属材料实用手册》的编撰工作。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没有翻译市场。体制内的译者属单位所有，兄弟单位但凡有翻译业务需要协助，往往通过单位协商借调，一般没有经济上的互惠和纠葛。
该手册于1971至1975年印过三次，供内部使用；这次修订“充实了内容，更新了标准，特别对进口钢材的资料作了较大幅度的增添”（手册前言）。我的工作是编译（trans-editing）“进口钢材”部分。编译着眼于译，在节译的基础上，译者加了编的功夫，同时还要适当处理中西文化和话语体系中的差异，以便更适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手册是以简明、缩略的方式提供专门领域内基本知识的实用性工具书，是便于查检专门知识的实用材料。手册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信息密集，通常以简单叙述和列表或图解等方式表述内容；二是内容专门、具体，一般针对某一专业或部门来编写，是收集相关的事实、数据、公式、符号、术语等的专门化的具体资料。《金属材料实用手册》的读者对象为金属材料的使用者、保管者、采购员和管理人员，是一本实用的通俗读物，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读得懂、用得上，内容浅显明了。我编译的“进口钢材”这一章包括进口物资索赔注意事项，货币兑换、交货等外贸知识以及常用的进口钢材和中国钢号近似参考对照，包括进口钢材的性能、成分、重量、规格等数据。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编译，首先要找到信息源。怎么在浩瀚的文字堆中找到需要的信息？译者应具有专业检索能力。欧盟“欧洲翻译硕士”（EMT）专家组对专业译员提出六大能力上的要求，其中第三条是信息挖掘能力（Information Mining Competence），即文献、术语、语料的获取能力。（其他五条分别是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主题知识能力、技术能力和翻译服务能力）信息挖掘能力对科技翻译工作者特别重要。科技文献的类型多、品种杂、专业广、语种分散。为了编好手册，需要有效地使用工具书，辨别信息源的可靠性。我们找了主要生产国的金属材料手册、产品手册、标准化手册等工具书，除利用本单位的资料外，还到上海等地的情报研究所收集信息，掌握了苏联、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当时与民主德国分开）、意大利、瑞典等国的最新钢材资料。
有了充分的信息，需爬罗剔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字处理，为使译稿通畅，要增添承上启下的连接性词语，为突出重点（不一定是原文的重点）要作整理、归纳和调整，增加背景注释。总之，颠倒附益，前后引衬，使编译的文字稿少有或没有编译的痕迹。此外，为便于查检，需按照手册规格，设计和绘制不同类型的表格——把同类的、相关的数据或文字浓缩在方寸之间。
“文革”中公开出版的著作一般不具体署名，《金属材料实用手册》也不例外，编者署名为南京市金属材料公司，只是在内页的前言中记载手册编撰过程，写明曾得到江苏省冶金局、江苏省外贸局、江苏省冶金研究所、南京工学院、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江苏省机械科学研究所、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机床厂、无锡柴油机厂和无锡县（现无锡市）轴承厂等单位的帮助和指导。上述单位都是江苏省内研究、检验金属材料和对金属材料有特殊需要的举足轻重的单位，罗列出来一方面表明手册的编辑出版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对上述单位参与其事者有个隐性的交代。这类手册在市肆一度稀缺，曾连续数年成为江苏科技出版社的畅销书。对于编者来说，同心协力，遂成正果。出版社开会鸣谢，既无应景的果点，也无庄重的仪式，清茶一杯，共叙合作之情，简朴脱俗。会上每人获赠一套礼物——一本《新华词典》、一本精装的笔记本和两支圆珠笔（圆珠笔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也不可多得），以资纪念。彼时不计名利，亦有余欢。不过，我于1978年底调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次年为转评讲师，口说无凭，不得不为此请出版社写一纸证明，“立此存照”。
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文革”期间我国翻译事业完全停顿。这是以偏概全。就文学翻译而言，或许可以这样说，但社科或科技翻译不是这样。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贯穿“文革”。“文革”初期，“江海翻腾云水怒”，某些地区的造反派头头“抓革命”不遗余力，对“促生产”置若罔闻。随着革委会的普遍建立和健全，“促生产”渐成常态。科技翻译伺机发力，局部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阴霾。特别在1972年中美建交和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前，我国外交战线的冰封期已过，国际交流增多，社科翻译也有起色。我的日常工作是保障科研情报和编辑专业学刊（含译文），前述两项活动并非我的本职，写出来只是为了修复“文革”记忆，共享雕虫旧事。
（原载《东方翻译》2018年第3期，题名《“文革”后期事雕虫》）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2]1975年3月17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并颁发了特赦通知书。至此，人民政府陆续释放七批战犯，所有在押战犯全部处理完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