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学活用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期间，“政治挂帅”登峰造极，前所未有。讨论翻译标准，千条万条，政治标准第一条，翻译时“信”“达”“雅”的“信”，有人说是“拜倒在洋人脚下”，不能“信”了。谈翻译工作，要先谈毛主席著作学习情况，学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时时事事想想，说的、做的、想的是否符合毛主席思想和精神。当时思想的僵化、固化、形式化和片面化有日记为证。1966年8月18日，我的日记中记载了学习《反对本本主义》的体味：
出差苏锡常。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已经不是空的了，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主席的话，千真万确。特别是搞情报工作必须调查，必须亲自体察实情。
同年10月8日，我在“正确处理红专矛盾，以红带专”的专题学习后写道：
语录是他们的“护身符”，也应该是我的“护身符”，今后一定要随身带，就像戴眼镜一样。眼镜不戴看不清东西，不带语录则在思想上失却望远镜和显微镜，将不能及时解决因时因地因人而产生的问题。
10月17日，我检讨自己没有坚持天天学毛主席著作：
出差铜井、马鞍山。主席著作学得不正常、不系统、不踏实。平时生活规律受冲击是原因之一，但主要是思想上不认真。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应该在越不利的情况下越坚持，才能学得更好。
有一种从众心理要不得，认为几个人出差，没有统一学《毛选》，也就作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花的时间多了些，其他事情（如出差）也花时间多了些。现在翻译积压起来，心里着急，有人催问，感到不好回答（不能老是说没有时间）。一定要把精神变物质，合理安排时间，包括用业余时间去做。干革命不分业余、业内。
当时的“活学活用”算一种牵强附会，凡事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特别是联系翻译实践时，我曾这样写道：
在翻译中，词汇可分生词、熟词两部分，但生词未必就是绝对的“生”，熟词也不一定“熟”，一词多义未必都掌握了，熟词的活用（如成语、转义等）也未必都“熟”。这就是生中有熟，熟中有生。结论：必须认真对待翻译时的词汇问题，才能由“生”变“熟”，“熟”中免“生”。不断提高翻译水平，必须按主席的指示去做。生熟是矛盾的统一，诚实和谦逊才能使矛盾向好的方向转化，即由生变熟。
肇始于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点燃了研究所职工的“文革”热情。1966年10月，所里“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铺天盖地。11月起，有色冶金研究室、钢铁研究室、采矿研究室、选矿研究室、金相实验室、情报资料室、分析室等相继成立革命战斗队。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一场触及单位前途和命运的战斗正在到来。
各科室和研究室的战斗队取名各异，但源自一宗——《毛泽东选集》，如“三个臭皮匠”“千钧棒”“铁扫帚”“风雷激”之类。大家表决心、立誓言、抛材料、揭弊端。我被推举为情报资料室战斗队队长，11月中旬代表情报资料室参加了“文革”联络组第一次会议。当时写下感言：
抓革命，促生产。促使思想革命化，特别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时刻站稳脚跟，发挥“文革” 联络员的作用，与同志们一起进行斗争，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打掉一个“怕”字，勇敢地站出来。不要怕今后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阻力和恶果，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达到革命胜利而后快。
“文革”战斗队联络组是研究所群众的自发组织。在原行政机构瘫痪后，它实际上是协调所内开展运动的领导班子。它筹备了1966年末全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责令所领导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深刻检查。会议盛况于1967年1月2日补记如下：
逝去的一年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浪中结束的。从29日9时至次日下午6时，通宵达旦，群情振奋。在歌颂心中不落的红太阳“东方红”的嘹亮歌声中、在全体人员的一汪汪泪水中结束。这是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泪，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诉之泪。在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动路线切齿痛恨的泪水中，研究所的同志们结束了战斗的一天——也可说结束了这充满斗争的一年，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天。我感到对毛主席的感情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前我对反动路线的危害性、残酷性认识不够（与我不整人也不被人整的处境有关），现在对之也确实痛恨起来了。
“文革”伊始，领袖的召唤，群情的振奋，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的裹挟下，人人情绪高涨，个个摩拳擦掌。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从“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7年“一月风暴”，从省市夺权到各单位夺权，层层批斗“走资派”，从文攻到武斗……
随着运动的展开，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内战打响，且越演越烈。血统论破壳而出，威震一时，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对于家庭出身，我一向背着包袱，也有自知之明，反复检查，不断自责，但总觉无助，当时我曾有记录：
由于党的教育，我的立场观点逐渐向革命方向转变，旧思想不断荡涤。目睹街上的革命风暴，我从内心欢呼、拥护，欢欣鼓舞。看到资本家被斗、游街，自然联想到父亲。父亲如果是反动的、有民愤的，那就理该如此，如果还有接受改造的诚意，那也不会遭此境遇。在“一斗二批”中，资产阶级是直接对象之一，除了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以外，资产阶级身上集中着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有罪恶的剥削行为。于是，我就给家里写信……
我生来胆小怕事。“文革”初期，人心浮动，满以为是在追求正确路线，自觉、自在、自强，跟着运动跑，但也因背负家庭出身的包袱，每每落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越来越感到运动已不适合自己。1967年的三四月，我退出全所战斗队联络组（在“一月风暴”夺权后，实际掌控研究所行政事务的组织），与“文革”渐行渐远，在混沌的社会环境中，明哲保身，自扫门前雪。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