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好外语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中苏关系埋下嫌隙。至此，两国的“蜜月期”已过，逐渐交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1957年“反右”后，俄语专业需求降温，大连外语专科学校俄语助教进修班停办，学员通向俄语助教之路被堵，按高职、高专的专业分配工作。
人生开始又一次转折。我们学校属第一机械工业部，绝大部分同学都分在一机部所属单位。只有我等学过锅炉制造专业的11位同学（其中包括助教进修班的3位同学）莫名其妙地被分配到山东省供销合作总社。（当时分配工作强调专业对口，我们这批同学两三年后陆续被调出供销合作社系统。这是后话。）人到济南，住进总社招待所，等待二次分配：落实到总社所属的具体单位。在招待所里待了半月有余，无所事事，很是不爽，人人急于早日到岗，急切地想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终于等来了再分配，我与黄姓同学分在济南，其余在齐鲁大地四散——分配到淄博、潍坊、聊城等地有较大锅炉设备的烤烟厂、棉纺厂、食品加工厂当技术员。我到济南郊外一家新建的半自动化的古棉加工厂当技术员，开始在一位老工程师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一台大型卧式锅炉的运行和全厂机械设备的维修。该厂有自动漂洗、消毒、烘干以及棉加工、包装等设备。多道工序需要蒸汽加热，锅炉是重要的设备之一。可是，我们学的是电站锅炉制造，属机械类，与锅炉的运行管理委实不同。为此，进厂不久，我们这批同学又集中到潍坊发电厂学习水处理，因为水质是锅炉运行要掌控的主要指标。
由于设计上的原因，工厂设备衔接不善，运输带经常卡壳，停停开开，运行失常。我只得绘图制器、更换零件，做些拾遗补漏的工作。我虽有初出茅庐做好工作的憧憬和冲动，但凭一己之力，似乎难以改观，工作不温不火，时有闲暇。1958年初，有过一个“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运动。“四害”起先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其中老鼠、麻雀被认为是损毁粮食、妨害生产的大敌。厂区靠近京沪线，有一阵停产除“四害”，办公室干部整天手拿竹竿，到铁路沿线的电线杆旁赶麻雀。工人们有的爬上车间屋顶，声嘶力竭地对空吆喝；也有的在空地上敲锣，为的是不让麻雀停下来，直到它筋疲力尽掉下来摔死。群众运动消灭了不少麻雀，但是麻雀是蝗虫的天敌，麻雀少了，第二年，蝗虫满天飞，粮食减产，自然灾害由此开始。后来，有人论证麻雀是益鸟，文件上“打麻雀”改为“灭臭虫”。自然界生物与生物、种群与种群之间需要维持生态平衡，这是自然生态的一种理想状态，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和谐关系，人类将自食其果。
劳作之余，我赓续旧好，苦心孤诣学习了三年多的俄语仍然纠扰我于梦魂之际，挥之不去。我休息日常去大明湖畔山东省图书馆阅读外文报刊，那里的建筑苍古沉雄，气格典雅，四围静谧，外文阅览室读者寥寥，是遁世避俗的好去处。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一本俄文版的《双座自行车》，感到新异，试译了几页，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给人民体育出版社，推荐出版。过不多久，回函来了，同意翻译出版，但向我推荐一位在体委任职的翻译为合作者，两人各翻译一半。我见信后始有不快，转而想，有50%的机会也算是好事一桩。刚刚踏入社会，就遇到此类人情世故的羁绊。
我选择《双座自行车》是出于一种怀旧情结。自行车伴我长大，十岁骑车，七旬告停（因骑车摔跤，脚踝骨折），前后一甲子。儿时父亲经营自行车商店，后开自行车零件厂，自行车于我形影不离，是我的代步工具。此选题新奇独特，很值得向国人做一番介绍。
在国外，部分景点可以看到双座自行车，多为成对的情人骑在水旁沿岸的小路上观光揽胜。数十年前，成双结对地骑同一辆车，进入山川、田野，领受大自然的风光，在欧美和苏联一度成为时尚。一些赛车手甚至双人掌车，进行越野比赛。双座车有多种型号，主要是双座的前后系列，也有双座并排的；其中有山地车、赛车、情侣车等。粗犷、野烈成为国外自行车爱好者的一种追求。一对情侣，无论年轻人或老年人，出双入对，慢悠悠地同步踩着链轮，谈笑风生，鸳鸯蝴蝶般的惬意，这是人人艳羡的。
与一个素不相识者合译，我译上半部分，他译下半部分。我大约花了三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心无旁骛，译了约莫10万字，将一厚叠稿纸寄往北京（过了一年有余，于1959年出版）。这是我译书的首秀。
译书刚罢，已来到1958年三四月份。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群众运动席卷而来。我是厂里唯一正统的技术员，小高炉的设计、施工、运行等主要技术工作落在我的身上，我里外忙得不亦乐乎。厂外开会，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厂内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解决现场的问题。披星戴月，夜以继日，一切为了在短时期内年产量赶超英国1 070万吨的目标而战，人人受“大跃进”精神所鼓舞。（详见《大炼钢铁》篇）
大约一年时间，“大炼钢铁”的飓风刮过去了，小高炉偃旗息鼓，工作又清闲了。1959年我回沪欢度春节后，山东省交通厅红专学院俄语班找我去授课，每周两个晚上，学员大多是交通厅下属单位的技术人员。首次业余兼职与我执着于外语的心理需求相弥合，这也是我平生教学工作的开端。
只要有闲隙，弯弯曲曲的外文字母就会像寄生虫一样爬上我的心头。或信手翻书，或凝神沉思，思接往昔，信手涂鸦，心灵为之富赡。1959年《前哨》第2期发表了拙文《我的苏联老师》，这篇文章表达了我对老师的感恩，也是对校园生活的回眸。工作已一年多，还不能摆脱那时那景那情。这是我在省级文艺刊物上发表的处女作。
我向在大连造船厂技术科工作的同学求助，问他有没有可供翻译的材料。果然不失所望，同学寄来了俄文版《船用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一书，正中下怀，奉如珍宝。锅炉制造是我中专的专业，内容熟悉，文字也驾轻就熟。此书原定由船厂技术科一位工程师翻译，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因他要务缠身，不得分心。由我接手，他可为译文做技术校对。出版之道已经铺就，只待我慎施笔墨，曲传其意。
彼时两人一间宿舍，另一位同事家在市区，经常回家。晚饭后，我“关起门来成一统”，铺开稿子，打开词典，遨游在两国文字之间，句比字栉、揆情度理，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搞科技翻译，对于一个既懂外文又通专业的人而言，事半功倍，文内如遇梗阻，还有工程图可以查考和印证。记得我当时只用《俄汉机械工业字典》和《俄汉大词典》两种词典，也没有别的参考书，一鼓作气，径直疾书，日获千字。不足半年时间，十几万字的译稿，经过校对、誊清，酌加润改，交了出去。
1960年5月，《船用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一书按计划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得稿酬340余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得此巨款，不知何用。成家不久，没有负担，饱汉不知饿汉饥，我竟用此款买了一架当时最低价的进口照相机（尚无国产的）。彼时，爱克发胶卷每卷5.5元（作为对比，油条0.04元/根），加上冲洗底片和添印照片，玩一次至少得10元，该是高消费了。比起现时手机拍照的便捷、省时、高效，当时玩照相机简直是“劳民伤财”。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