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思源（1933—2020）

1月16日上午，我还跟卢思源老师一起在华师大参加外语界的新春联欢会，仅仅过了四天，噩耗传来，卢老师在参加另一个会议时突感头晕，经抢救无效离世。我怎么也想不到苍天毫不眷顾勤奋工作的过劳者如卢老师，毫无征兆地把他先召唤过去，尽管他脸颊红润，身板壮实，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健康得多。老辈故交，同侪寥落，又失一人，倍感悲伤和孤寂，特别是卢老师于我如至亲。

我与卢老师的神交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8年底，我离开了为之耕耘并付出青春的翻译园地，进入上海工业大学，踏上了陌生的教学岗位。彼时改革开放伊始，科学技术引进先行。教学之余，我自然从比较熟悉的科技英语领域转入语言研究和翻译研究。适逢卢思源、杨惠中等国内少数学者，根据国情需要，已率先进入ESP（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研究前沿。卢老师1956年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学承名师，英文功底深厚，洞悉国际语言发展态势。1979年秋，在他的倡导下，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最早建立了“科技外语系”，随后几年，国内如上海交大等有影响的理工科院校纷纷效仿。一时间“科技英语”成为外语期刊、学术会议和外语教育教学会议的高频词，书肆上各类科技英语图书铺天盖地。卢老师无疑是这支学术大军的领头人。

初读卢老师发表在《外国语》上的《搞好高校理工科英语教学的一点意见》（1979）和《从一次科技英语过关考试谈起》（1981）等文章，我如醍醐灌顶，方知多年来的笔耕竟属ESP或LSP（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范畴。十余年科技翻译的实践基础，加上卢文的点拨，结合教学，我的科研很快得手。从教年余，陆续有小文刊发于国内外语专业杂志。此后几年，我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受王佐良先生的文体学思想的教益，出版了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1989）。王先生对拙著有评论：“不仅内容井然有序，而且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此书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增强了我深入研究的自信。

1985年元月，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成立，我参加了工作，与卢老师的交往逐年增多。1995年至新世纪初，卢老师任理事长满八年（两届），我任副理事长（常务），他同时还兼任上海外文学会常务副会长。我俩责任在身，经常在课余时间讨论工作，交换意见。科技翻译学会这边，他放手让我具体运作。2003年后，我继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我们利用两会各自的优势，经常联合组织学术活动，配合得珠联璧合。顺此，彼此私交日浓，情义甚笃。甚至在90年代初期，他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短期工作时，我们还有飞鸿往来，保持联络，互通音讯，互致问候。由港返沪后，他带来港府的历史教材让我和刘祖慰先生分头翻译。香港方面对翻译质量要求较高。我从教后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和学会工作，很少在外兼课或执笔翻译以赚取外快。既然得到卢老师的信任并推荐，只得应允，勉为其难。我任《上海翻译》主编二十余年，《上海翻译》作为一个地方学会的会刊，免不了遇难处，要多感谢卢老师不吝指导与支持。

自问学以来，我刻意求进，且多遇师友，特别是卢思源老师，他亦师亦友。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工业大学外语学科薄弱，无独立的高级职称评审权，每当评职时，校方一般都请卢老师到校把关。我当教师“半路出家”，为学稍进，他给以鼓励。他是上海市翻译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英语学科评审组组长（1992—2004）。90年代初期，我偶有所成，申报正高，得力于他的举荐，得忝列学宫。人生快慰，莫过于此，欣喜之余，当不忘感恩。

2011年，《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改版，“把‘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作为学报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并筹划将其建设成促进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学术发展的一本重要期刊（改版前言，2011年第一期）”，并请卢老师主持日常。他以78岁的高龄再度出山，担此重任，其精神着实令人钦佩。校方请出卢老师重振学报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在外语界人脉广、影响大，组稿易；二是学报确定以ESP研究为重点，作为我国ESP开拓者的卢老师轻车熟路，胸有成竹。接着，新的编委会组成：他邀好友三五，加上校领导和学术骨干多名，我也忝列其中。该刊编委会是实在的，不像现有大多数期刊编委会有名无实，将同行名人展示于封二，以显其阵容之壮阔与强大。近十年来，我未必为上理工学报添彩，但还是有求必应，先后为之撰写四五篇，审读和推荐了一批稿件。

与卢思源老师摄于2020年1月3日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新年答谢会

常忆我俩相识、相知、共事的情境：与同道七嘴八舌地议事，岁末节前的联欢和小酌，结伴访客会友时的欢快，同奔外地学术交流时的亢奋……卢老师走了，他的音容笑貌还在，他的精神志旨仍在，我们永远怀念他！

（原载《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