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俭（1937—2009）
杨自俭教授生前主持过多次重大翻译学术会议，2009年青岛会议是他策划的最后一次。会议耗尽了他生命的余晖。在他靠打点滴维持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强忍病痛，气息奄奄，仍用躯体语言来关注会议和会议代表。他顽强的生命一直延续到会议召开之日。带着对会议的顾盼，带着对亲朋的眷恋；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章，留下了宽厚慈祥的音容笑貌；杨自俭教授寂然驾鹤西去。会议后半程在顿失良师益友的气氛中召开。
我与杨自俭教授相识相知相好十余年。他是我学术思想和学术工作的指导者和助推者。去年2月，杨教授病发，先在青岛住院；3月，转入著名的上海肝胆外科医院，我到医院去看他，他术后脸色红晕，谈吐如常。7月初，我俩分别受到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和山东省外国语言学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的邀请，同到山东日照参加学术活动。只见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行走稳健，一如常人。大会开幕那天，他上午做主题报告，下午参加讨论，晚上我俩均以顾问身份受邀参加山东省外国语言学会翻译学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会议，直至深夜。日照会议后，他又通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德禄院长，安排我到该院讲学。在青岛的这两天，他与夫人出入相伴，竭尽地主之谊。后来又听说他参加并指导了10月在南昌召开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学术大会，心想他该完全康复了。九十月间我俩分别接到台湾辅仁大学翻译学研究所的邀请：参加第三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他准备从上海出发，与我同行，并委托我代买机票。岂料在11月中旬，正当赴台的各项手续顺利进展时，他电邮告知，因患感冒，决定不去台湾了。我感到诧异，还是期待他身体好转同机赴台。不料，他病灶在身，此次小恙竟成大碍。今年春节之前，复又入院，方知情况不妙。
他竭力支持《上海翻译》，不是编委，胜似编委，2001年起，每年都给《上海翻译》撰稿，直到他生命终止的2009年。2003年，他帮助《上海翻译》开展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他对期刊选题、编辑和质量控制等经常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指出错别字、引文或注释的张冠李戴以及单位名称不符等问题。《上海翻译》的成长离不开他的支持。
我所主持的学术活动他有请必到。1999年上海科技翻译学会与香港翻译学会联合在上海举办“’99上海翻译研讨会”，他做了题为《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的主题发言，提出了翻译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与5条标准（后发表在《中国翻译》2000年第5期）。2005年10月，他在上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翻译学辞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发表演说。2006年11月，上海科技翻译学会与广东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在广州从化召开第二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他到会指导。同年12月，《上海翻译》编辑部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苏州联合举办全国高层翻译研讨会，他应邀做主题报告。
2006年初，《中国译学大辞典》的选题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立项，我即着手制定编辑纲要和组织班子。编大型辞典，我首先想到杨自俭教授和林煌天先生，一开始就分别请两位担任顾问。2006年5月，杨在给我的长信中谦虚地写道：“我愿协助你做些力能所及的工作。你请林先生和我做顾问，我不敢推辞，但我怕不能为辞典争光，心里颇有些压力。”此后，他亲自参加编委会的会议，对编写理念、条目分类、组织分工等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并亲自撰写“翻译”“翻译学”等重要词条。在这两个词条中除给“翻译”和“翻译学”下了新的定义之外，还提出了翻译学科的广狭两个系统。前者叫学科制度系统，包括学科深层理念、学科规范体系、学科法律与管理系统；后者就是学科范畴体系，按距实践远近和抽象程度高低，此体系依次包括元理论系统、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系统、策略选择系统、方法技巧系统。辞典所涉学科多样、体系纵横、文献浩瀚，我等水平有限，力不能及，唯有智者鼎力相助，才能解困释难。两三年内，为编撰辞典，与他电邮往返数十次。他为保证辞典的编写质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教授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三栖学者：长期从事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的教学和研究。此外，哲学、逻辑比较研究也是他的主要学术方向。虽说这些学科互通互融，但要分头开花结果，需要多大的毅力，付出多大精力呀！我本人在20世纪70年代曾搞过语言对比研究，也发表过三四篇不大像样的文章。后来感到自己只是在翻译上有点实践基础和感悟，还转向翻译研究，两者兼顾力不从心。杨教授涉及的学科领域如此宽广，且各个方向多有成就，常人难以望其项背。他已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译作6部，主编了多部有影响力的文集。例如翻译研究者的案头书《翻译新论（1983—1992）》（1994），是他用四年时间从400余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中精选出54篇文章编成的，每篇文后都有画龙点睛的短评，展现了他对翻译研究各个领域主要问题的理论思考。他睿智的目光和审慎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所编论集的理论价值和学科意义。
杨自俭教授在译界享有崇高威望，他知识渊博，为人谦和，诚恳朴实，人脉畅通。学人著书立说，以得杨序为荣。友人请序，他不故作谦逊，但也决不应景敷衍。他曾跟我说过：“现在请我作序的人不少，既然人家信任，只好当作学术论文来写。”的确，他把他的学术观点和深层思考都融进序言中。这被他看作对友人或晚辈的责任，也成了他学术产品的重要项目。篇篇序文，他殚精竭虑，远见卓识，尽在其中。编辑到手，只要按期刊规范略施笔墨，就是一篇条理清晰、观点显明、逻辑严密的扛鼎之作。他的序文一般有三方面的内容：1.对该专著的评析；2.译界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倾向或存在问题；3.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和思考。其中尤以第三方面的思想观点令人信服，如他序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1997）时，提出通过研究学科史，尤其是理论史，推动学科建设的看法；序拙编《译学辞典》（2004）时，提出译学术语研究的七大任务；序王宏印著《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2003）时，提出传统译论现代转化的首要任务是认真进行哲学范畴、译学范畴及其体系的中西比较研究，同时应探讨译学元范畴问题；序赵彦春著《翻译学归结论》（2005）时，对翻译的本质属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提出新的认识；序司显柱著《翻译研究：理论·方法·评估》（2005）时，探讨了中国译论史的分期与转化问题；序王宏印著《文学翻译批评论稿》（2006）、魏志成编著《汉英比较翻译教程》（2006）、孙迎春主编《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2006）时，表达了他对翻译批评的范围与标准、翻译教材与教法以及创新能力培养问题的新看法；序黄忠廉等著《翻译方法论》（2009）时构想了包含实践、理论研究、教学与批评四个子系统的译学方法论系统；序刘绍龙《翻译心理学》（2007）时讨论了翻译过程与结果的关系问题，特别强调翻译过程在构建翻译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序“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文集（8册，2008—2009）时，则对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三大学科的过去和未来研究作了总体描述和瞻望。
他虚心好学，从不以权威自居。由于他撰文一贯严细、规范，编辑部对他的文章很少有改动。《上海翻译》2009年第1期首篇文章，原是他和王菊泉教授作为主编对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8本论文集的总序。该文到编辑部之后，它的功能和写作规范要纳入期刊论文的要求，我把它的题目改了，删去了原来“总序”中对文集出版方面的有关信息。他见了后感到很好，表示赞许。《上海翻译》发表的他的论文中偶有个别文字差错，他发现原稿本来有错，就自己承担责任。其实这是编辑未能尽责。
当我先他进入古稀之年时，他曾鼓励说：“我国好多学者70岁之后开始第二个学术春天，他们的一些主要著作是在70岁之后完成的、发表的。”并且举出多位我们彼此熟悉的名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非志无以成学。他年过七旬，仍壮志凌云，计划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主编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的8本论文集、策划召开第三次青岛会议只是他未来宏图的冰山一角。岂料，他第二个学术春天的蓓蕾刚刚绽放，病魔就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茫茫译海，漫漫学路，学人们为失去我国译学界的一位重要的学科带头人而惆怅、悲痛。与会专家化悲痛为动力，用厚重的学术成果回应了杨自俭教授毕生的译学设计，以智慧的沉淀为中国翻译界奉献出这样一部沉甸甸的论文集。《翻译学系统理论的建构》论文集的出版可以告慰杨自俭教授的在天之灵。杨自俭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学者风范必将代代相传。
（原载《上海翻译》2009年第4期，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