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译林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大跃进”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人生随缘，因缘流转。这一举国大政居然给小小的个体带来动能。我所在的矿山原属上海冶金局管辖，是上海的一块“飞地”，为理顺关系，调整后划归江苏。1964年6月，江苏冶金局领导带领一干人马就地处理人财物的交接。矿山处杨处长找我谈话，给我未来的去向提供了两种选择：按照顾两地分居的政策可调至上海市冶金局下属企业，回沪与家庭团聚；按专业特长可调至南京任职，那里需要翻译。对于一个读书志在事业，非图家庭安逸的人而言，我未多加考虑，当即选定赴南京就任。
随后，我来到了江苏省冶金研究所任专职翻译。这是一个采选冶综合研究所，规模不大，但专业人员配置与实验设备俱全，一度属省部双重领导。情报资料室一排数间，翻译室和图书资料室连在一起，室内门门相通。专业工具书层层叠叠，中外手册、词典、年鉴一应俱全，如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从1907年创刊起收藏，盈满书架。该刊报道量逐年增加，刊期从月刊、半月刊到周刊，而且单本的篇幅骤增，1975年第83卷起采用计算机编排。其他国内外的专业工具书资料室基本不缺。此外，中外专业书刊、内部资料、中文文艺书刊等也信手可得。我一头扎进梦寐以求的文字的海洋，尽情地啃噬，犹如老鼠跌进大米缸。
进入新的环境，我仍然保持着学生时代的朝气，天蒙蒙亮，迎着晨曦，热身，沿着招待所四围的小路跑步，然后在僻静的一隅手捧书本读德文、背英文。一天的生活从晨练和早读开始，灵体舒展而快乐。
之前，我已在工矿摸爬滚打了六年，主要从事设计并管理土高炉炼铁、下矿山劳动等，对采矿和炼铁有初步认识；加上我在英、德、俄三种文字上的基础和近百万字的翻译实践，从业余翻译转岗到职业翻译，我胸有成竹，工作上手很快。我在情报室的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编辑供领导参考的内部不定期活页“矿冶动态”——报道先进国家的科技政策、技术指标，介绍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登载省内有关企业的重大技术成果等。“动态”活页用A4纸，4页或8页，四号字体，分发给同业厂矿领导和省局相关领导参考。信息采自外刊文章，由我摘译或编译。由省委印刷厂作为保密材料印刷，每期200份。这些外转内的材料，经翻译、汇编，作为机密文件，是当时背景下的产物。
二、编辑矿冶专业杂志（所编刊物为季刊，“文革”后曾公开发行），以论文为主，包括所内研究成果、省属企业新项目或重大技术革新论文等，与国内同行交流。如论文不足，以汉译文凑数，文种有英、俄、德、法、日等。研究人员在项目鉴定后常写论文作为成果，并存档，而企业技术人员习惯于写总结、写汇报，当时绝无论文考核一说。这样，深入现场，挖掘稿源成了编者的一大要务。苏南苏北，省属企业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下坑道、上矿山、走车间、蹲炉前，目睹技术人员的创新成果，我一面学习，一面请他们写出技术经验和理论要点。
三、围绕本所重要科研项目做“定题服务”（即咨询服务）。在计划经济时代，课题多由冶金部或省冶金局下达。围绕课题需做情报收集、翻译、研究和整理工作。大的课题由不同语种、熟悉不同专业的几个翻译一起做。要确定流源，检索文献，提取包括论文、专利、标准、研究报告等不同形式的核心资料，以了解国外的项目进展、技术症结、试验研究阶段、设备类型、实际应用。经过节译、改写和编译，对文献作综合性加工处理，写出论证报告或综述。由于报告内容包罗广、综合性强，对于系统地了解国外有关专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趋势有重要意义，对于制订研究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定题服务”的成果是情报工作的重要表征，主要供内部使用，也用作同行间交流，但很少公开出版。
专题综述的信息量大，涉及的文种多，专业性强，对编译者的要求高，需要具备主题信息能力（thematic information competence），即对相关专业有基本了解。英文文献居多，但德、日、俄、法是工业强国，文献数量也占一定比例。掌握几门外语的人，工作上有明显的优势。作为一个科技情报工作者，能阅读英、俄、日、德、法五种文字，就有望独立撰写出专题综述。这曾是我作为技术翻译的远期目标。
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日语逐渐升温。次年秋，我业余时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学习日语，老师是刚刚随同父母回国的年轻人，发音极富磁性，讲解引人入胜。我每周三次骑车上课，风雨无阻。时处“文革”中期，波浪汹涌的高潮已过，青年人的学习热情开始提升。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去晚了只能在走廊上站着听课。如此独来独往，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日语终于成为我的又一工作语言，后来我也译校过一些专业日文文献。对于文献工作者而言，外语只是必要的工具，多一种工具，多一条情报来源。
我国科技所走的路，国外先进国家基本都经历过，掌握国外信息，可少走弯路，开阔思路。所里有少数科研人员是1949年前后于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更多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毕业生。前者外语水平较高，可自由阅读国外文献，这有利于他们摆脱思想禁锢，采用新的方法，他们往往是项目的主导者。后者虽然在校学习外语多年，可惜绝大多数是“夹生饭”，不能实际使用，这是我国外语教学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我曾在所里办过一期俄语培训班和两期英语培训班。为提高科研人员的外语水准，办外语培训班是当时国内科研机构的普遍措施，但短期培训不能促成语言修为的养成，收效甚微。满屋外文图书知音寥寥，一直静静地躺着，灰尘蒙面，等待着能驰骋于域外之音者的青睐。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