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遭剽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人们偶尔发现期刊有抄袭剽窃之作时，第一感觉是期刊出了问题，把责任推给期刊编辑部，认为编辑部疏于管理。由此，影响编辑部评级、争优，对期刊社压力很大。于是，编辑部对这类丑事常常讳莫如深，不得已才披露之。那时，本人有过两次被抄经历，都不了了之。一次，某名牌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将我专著中的一节改头换尾，在某外语学报上作为他的成果发表了。我发现后曾要求编辑部公开处理。该刊主编向我诉说：他们编辑部是当地的先进单位，事情败露会有负面影响。主编是同行熟人，我体谅他的苦衷。后来他设法私了：令抄袭者给我写检讨信并将稿费转寄给我。此后，稿费未曾收到，检讨信倒收到一封，信云：
我……一篇学习性陋文，大部分抄袭阁下大作……实属剽窃，造成不良影响，性质严重。……给予批评，我虚心接受，认承（承认）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恳请阁下多宽容，允许我改正懵懂一时之过失。
我与抄袭者同住沪地，有几面之交，平时不见也可能会上见，所抄的书还是我不久前送给他的，怪我有眼不识“庐山真面目”。检讨信写得还算恳切，我也心安理得。岂料，此君“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此后在他的“专著”中，抄袭部分原样刊出。
另一起事件更离奇。1989年，我在国内主流期刊（当时无核心期刊一说）上发过一文，过了两年，在同一杂志上出现了标题相似、内容一致的文章，作者却换了别人。为此，我向期刊主编当面投诉。他回忆起来，向我聊表歉意：“是我一时糊涂：两篇文章（内容同一）都是我经手编发的，可能因为×××（抄袭者，笔者注）在近次翻译研讨会上得了论文一等奖被推送过来的。”说罢，没有打算作任何处理，要我“成人之美”。看在多年老朋友的情分上，不了了之。始作俑者连个检讨也不写。
到了21世纪，各编辑部用上了查重的软件，为剽窃者设置了一道门槛。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论文代写、代发的产业链风生水起，那些代写、代发者是“更高级”的拼凑者、剽窃者。再说，论文有时还不足以满足职称评定的条件，经营者和剽窃者盯上了教科书和学术专著，我的两本书遇到厄运。
我主编的《英汉-汉英综合应用翻译教程》是应用翻译领域的通用教材，是在全国第一届应用翻译研讨会后请各相关专家合力编写的。本书2005年3月面世，2008年第一次修订，2014年第二次修订。南方某女子大学的刘姓教师，把该教材改成专著，取名“应用翻译研究”。剽窃者的手法卑劣，从前言抄到三级标题。内文百分之八九十照录，为了遮掩，抄袭者不得不用了一些伎俩，如调整次序、前后编插、移花接木、小改字句字体等。抄袭者学术背景简单，查知网，未见其在外语类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据抄袭本封四介绍，刘姓教师此前只从事过经贸英语教学，而应用翻译是包括科技、法律、新闻、旅游等的复杂系统，她根本不具备驾驭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能力。应该指出的是，这样大面积、大幅度的抄袭之作能出炉，助长不正之风、毒化学术环境，出版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相关学术部门也应有所察觉。
另一专著《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和技巧》被抄，情况更为离谱。抄袭者陈某在事发前竟然不知道她抄袭了别人的书。她只是“花钱买专著”，在给我的检讨书上这样写道：
如果不是我们院长告诉我这个事，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是抄的。这主要怪我心术不正，以为这样会省心省力，却不知道这样做已经违法了。当时我正处在怀孕期间，一个人带着上学的女儿，同时也在准备评职称，就怕自己材料不够，就在我焦心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说，她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忙弄专著……
她寄了两万元人民币给中介，不久，两本（仅有两本）由西安某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英语翻译与教学创新研究》的专著寄到她的手中。可怜花两万元人民币得两本书，只为评讲师用，她连自己“专著”的内容也无暇顾及，就束之高阁、不闻不问，任由出版社去再版经营。
可悲的是，学术造假的“与时俱进”，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只要花钱，似乎一切皆可摆平。
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抄袭剽窃现象是显性的：两相对照，一目了然。有更多的抄袭剽窃是隐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在严重程度上或许略次，但其危害性却不允小视。如小篇幅地“引用”他人的关键学术观点、论证论据或精彩实例，掠人之美，而在文章中毫无表示。又如大篇幅地裁剪加工，编译他人文章，当作编译者的个人成果，张冠李戴，署名发表。更有“足智多谋”者设定一个主题，围绕中心思想，收集他人研究素材，包括不同国别、不同年代的研究成果，经过一番“去粗取精”，移花接木，穿针引线，加头续尾，连缀成文。这类论作，有时甚至贴上“原创性”的标签，其实不过是集他人劳作之大成。（反映学科情况、交代材料来源的综述性文章另当别论。）
近些年来，抄袭剽窃之风已吹起一片涟漪，讨伐之声不绝于耳。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学术体制和学术环境，并着力探讨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力图从宏观上深层次地解决问题。这种努力或许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短时期内似乎还看不见曙光。学术腐败已成顽疾，需要综合治理。千丈之堤，毁于蚁穴。长期以来，期刊编辑部以及有关出版单位对抄袭剽窃的行为敷衍搪塞，不作为或少作为，这是酿成今日恶果的原因之一。其中，学术产品生产单位是应该有所作为的。防患于未然固然重要，但发现一起追究一起，也不失为亡羊补牢之举。学术产品生产单位可以建立“召回”制度，设立诚信档案，采取防止二次侵权等措施。
在物质裹挟、价值失衡、心灵焦虑的当下，有的作者理性崩盘，使命废弛，胆大妄为之徒将抄袭剽窃的卑劣之手伸向期刊社、出版社。我主持的《上海翻译》也曾有过几起，与有关单位沟通处理过。最近为出版社审读“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的博士论文，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图文并茂，参考文献数以百计，像模像样，但细看文字，发现前后重复，上下矛盾、讹舛不少，遂查相关材料，发现数年前已有类似英文专著出版，比照起来，竟发现两者同出一辙。（详见《读稿纵横》）
（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