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慰（1922—2005）
1942年，年仅20岁的刘祖慰老师，因上海陷落而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辍学，赴安徽绩溪任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译员。刚踏上人生的征途，命运之舟即带他驶向译海，一路上颠簸起伏，似乎他的一生注定要为我国的翻译事业苦其心智，劳其筋骨。
翌年，刘祖慰老师入重庆中央大学（由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西迁），专攻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于1946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一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次年夏，在联合国秘书处任实习口译。1949年，他抱着拳拳爱国心回国，曾在北京任新华社英文翻译。1957年，一场政治风暴袭来，他中断了正常的翻译工作。但是，即使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21年间，他的翻译才智也时有显露，并曾为公安部出力。1978年落实政策后，他先调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后调上海交通大学至今。
在上海交通大学，他先后被评为副教授、教授，于1981年担任外语系主任。他说，当时“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一面教书育人，一面笔耕不辍，夜以继日。近二十年来，他的书稿早已等身，主要译作有《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英译，1983）、《中国科技史编写的经过及现状》（李约瑟博士学术报告，1982）、《汉语植物命名法及其沿革》（李约瑟博士论文，1985）、《敦煌数学史手抄稿》（英译，1985）、《中国造纸史》（英译，1990）、《中国火箭史》（英译，1990）、《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一、三分册，1990）等。
在口译方面，历年来刘教授承担了不少重要任务。他曾分别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来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口译，也担任过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来沪作学术演讲时的口译。刘教授认为，在各种口译中，难度最大、最需要竭尽全力的是科技口译，特别是学术会议的口译。他在《为李约瑟博士的学术演讲担任口译》（《上海科技翻译》1986年第4期）一文中说道：“李约瑟是学贯东西古今的博学长者。我们不能希冀这样一位半个多世纪以来驰名国际讲坛的老教授，到上海向同行作学术报告时，会过多地迁就译者。在演讲中，李老随时使用一些拉丁文名称和法、意语中的单词和谚语。因为他认为这些都只是常识。”所以，给这样的大学者当翻译，不仅要精通英文，还要初通别的常用语，不能处处要求主讲者再用英文解释一遍。再说“李老虽然精通汉文，他的汉语是四声不分的”，一般译者很难辨别，只有熟悉李所提到的中国古籍名称、器物名称和古代学者名字，才能翻译。所以刘教授深有体会地说：“对口译者来说，在这种场合下，往往科技知识比语言知识更重要。”刘教授不但英语地道，且谙熟古汉语，在科技史方面又有造诣。
他曾参加过五次以上的国际中国科技史学术讨论会。199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派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协助该校成立中国科技哲学史研究中心，并于1992至1995年于该校担任中国科技哲学史教授。从翻译的数量上看，刘教授侧重于科技（不是科普）翻译，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科技翻译，隔行如隔山，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内行，又缺乏充分准备，肯定会译得一团糟。”刘教授曾就读于化学系，又做过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有着理科和科学史方面的功底及宽广的知识面，加上深厚的英汉语功底，翻译起来自然得心应手。精通中外文（包括古汉语）又懂专业的翻译家，国内并不多见。难怪1985年由胡乔木任顾问，由卢嘉锡任主任委员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遴选他为常务理事兼翻译召集人。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为适应研究生教学的需要，作为硕士生导师的刘教授对翻译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是我国较早运用国外理论进行译论研究的学者之一。发表的论文如《现代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上海科技翻译》，1986）、《从一首小诗的翻译谈文学语言风格的再现》（《中国翻译》，1986）、《语义学、语用学与翻译》（《上海科技翻译》，1989）、《还是应该从语言行为入手》（《上海科技翻译》，1991）等，都是从当代语言学理论的高度总结实践经验、探讨翻译问题的典范。正如他十余年前指出的那样：“现代语言学深化了翻译理论，使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更明确地结合起来。”他的论文多以科技翻译为重点、又涉文学翻译，甚至政治翻译。引证的作者中除了译界熟悉的奈达、纽马克、威多逊、里奇、乔姆斯基外，文学作者方面包括李白、杜甫、王安石、白居易、鲁迅、莎士比亚、海明威、弗洛斯特等名家，科技作者方面有李约瑟、谢元作等人，政论方面有程镇球等人。甚至在80年代中期，他已讨论到邓小平同志某些言论的英译。刘教授在翻译理论的多方面卓有建树。十余年前的理论亮点至今仍在闪烁。如他曾说：“翻译思维的每一个层次都要考虑深层，都要考虑转换，都要考虑交际值和等值。”
对于文学翻译，他说：“必须紧紧把握原作的‘discoursal deviance’，才算抓住它的本质。如果译的是小说，就得抓住在几个层次上的‘addressers’向‘addressees’所传达的言外涵义。如果译的是诗，更必须把诗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一并当作信息的要素来考虑。……如果只在‘text’水平上着眼，则纵然把它的‘textual deviance’照搬不误，也还是会舍本逐末。”
对于科技翻译，刘教授引用了李约瑟的“世界范围起源律”（The Law of Oecumenogenesis）：“认为科技翻译要了解东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融合点’（fusion point）和‘横贯点’（transcurrent point），使概念统一，尽可能用符号来简化普遍语义命题。只有在东西方科学彻底融合的现代大部分科技领域中，才能方便地找到普遍语义。”
对于政论文章的翻译，他说：要在“语义深层上找到和一般西方人士可以共同正确理解的语言。这就是蕴涵、验证等规则的实际运用，如‘实用主义’中西贬褒涵义不同，不可不慎”。
刘祖慰的名字译界并不陌生。他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会的理事，是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学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现是该会的名誉理事。任期内他在该会做了多方面的开拓性工作。1985年，被中国译协选派为参加香港当代翻译学术讨论会的代表之一。他参与创办的上海市华夏进修学院，十余年来在现院长应巧玲同志的主持下，已为上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复合型人才，数年前评为上海市业余教育先进单位。又如他参与策划并多年担任顾问的会刊《上海科技翻译》，继1992年被评为全国常用外语类核心期刊之后，1996年再度被审定为全国常用外语类核心期刊之一。此外，在他的带领和组织下，该会开展了不少在市内甚至在国内翻译界有影响的活动。例如举办过数次全国性的翻译比赛，有一次是他亲自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商谈合作举办的。通过比赛，发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值得一提的是，他亲自阅卷、评审，还亲自对名列前茅的参赛者逐个访问、考核。其中，有一个浙江宁波的残疾青年邹海波，自学成才。中英文功底好，且熟悉医道。刘教授专程远道访问他时，邹刚年满28岁，生活、学习和工作已极为艰难，他下肢瘫痪，上肢仅能在桌面上写字、用膳，做一些轻微活动，他的桌板是按其坐姿特制的。刘教授目睹他的方寸陋室，对他在逆境下学有所成十分赏识。于是把《李约瑟文集》第五卷第五分册（医学分册）的翻译重任交托给他。李约瑟原文艰涩，邹以巨大的毅力花了两年多时间独立完成了这部四十余万字的译著，译文获北京中医研究院蔡景峰教授的好评。可惜的是，邹海波英年早逝，不到三十四个春秋即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然而，令人多少感到欣慰的是，邹终于能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
在翻译这块领地上，刘教授既是实践者，又是理论研究者；他汉外互译，口笔译俱佳，科技与文学兼顾；他既是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教育者，又是翻译实务的组织者。年逾古稀的刘教授至今仍笔耕不辍，诲人不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生在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峡谷中颠顿的人，脑海中总装着小如蚂蚁的弯弯曲曲的符号和端端正正的方块字，让它们不断地碰撞、沟通，迸发出新火花、新思想、新成果。
1986年10月与刘祖慰教授在黄山开会
（原载《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