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教坛

1978年底，我离开耕耘了十四年的翻译园地，踏上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的讲台。报到后没几天，正好迎来工农兵学员“回炉班”开班，学员都是“文革”期间毕业留校的后备干部或教师队伍的培养对象（后来大多是中层干部，个别升任校级领导）。学员都有数年的工作经历，精干、练达、有朝气，是时代精英。我之前虽搞过外语培训，但均系业余教学，初登大学讲台，就遇到这批上升空间颇大的学员，诚惶诚恐。学员未经统一考试，英语程度参差不齐。用同一种教材，进度快了，差的吸收不了；慢了，有人“吃不饱”。只好煞费苦心，随时调节，以中间带两头。

过去搞应用翻译，纯粹把外语当工具，能够在专业知识的协同作用下充分传达原文的信息即可。搞技术情报的，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条猎取信息的路径；而当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给人一杯水，需要自己有一桶水。教英语，需要研究英语，力求精深。

“回炉班”之后，便教大学英语。我与同龄教师的明显差距是没有教学经验。安身立命是人的本能，我当时唯一的意念是在短时期内站稳三尺讲台。我的有利条件是在同一教研室的爱人已有二十年教龄，随时可以请教。勤能补拙，我全身心地投入，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开辟第二课堂，找一些适当程度的原版读物供学生选读，找录音带供他们选听，指导学习方法，在学习上严格要求，不惜花时间做课外辅导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学生，个个经过严格挑选，尊师重教，勤奋治学，只要教师付出努力，必有回报。不到两年时间，我破例转评讲师，教研室主任还推荐我申报刚刚设立的教学成果奖。当然，在众多老教师面前，我自叹不如，不敢造次。

1980年，有一个学期，我在教大学英语的同时，兼带一个俄语班。当时高考的语种有英语、俄文、法文等多种任选。70年代的中学学俄语的有一定比例。时有三位专任俄语老师，一位病了，我顶一个班。我对教学内容驾轻就熟，可是，有一次竟闹了个笑话。彼时，上午上课前师生有互致问候的仪式，上英文课时班长喊“Stand up！”，全班同学立马肃立，师生互问“Good Morning！”；上俄文课，则师生互问“Здравстауйте！”。可是，有一次早上上英文课，我以“Здравстауйте！”问候，话音未落，即感语出有误，尚未等同学反应过来，我立即改口。应该说这不是两种语言思维的混淆，而是一时注意力的偏差。

三四年后，我开始上研究生翻译课和翻译选修课，对于在理工科大学开设翻译课的必要性，《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组曾向社会进行了缜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翻译是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技能；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要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不少人在工作中不同程度地需要进行翻译活动。”因此，《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出一定的质和量的要求，并把“翻译技巧”列为选修课之一。

我起初有如鱼得水之感，后觉深不可测。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它的理论基础，以实践为主的翻译课也不例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开始系统地引进，奈达、纽马克为国人打开译学殿堂的一扇窗户，我开始初步领悟到翻译的真谛。实践证明，在非外语环境中学外语，学生总是本能地用母语与外语对比。不管是正确的翻译或是不正确的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译文是对比或比附的产物，翻译课的目的是认识两种不同语言的异同，把不自觉的、错误的对比转化为自觉的、正确的对比。掌握一般的翻译理论和懂得语言对比的规律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译者了解翻译的实质与原则，开启正确的翻译思路。真正要搞好翻译，还有赖于潜心实践，勤学苦练，注意翻译方法，讲究翻译技巧。我在翻译实践领域工作多年，教学中比较注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我曾利用在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任职的方便，将一批又一批的待译文稿带进研究生教室，请专业对口的同学翻译，两人一组，互译对校，最后由我总校，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学生，也算是一种实战训练。英汉翻译课是以继承和传授前人和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我开始从语言对比和翻译技巧的微观层面进入翻译理论研究。

当时英语课有精读、泛读和听力等课型，这对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和提高阅读速度是有成效的。不过，有的只侧重于对局部意义或篇章意义的理解，而对文字结构、语义分析等方面有所忽视。特别是快速阅读和听力，一般只要理解70%的内容，抓住中心大意即可。加之试卷形式均采用打勾画圈，更助长了学生的不求甚解。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同一篇课文，用打勾画圈法来测试理解程度，可以答得很好；但要求将某句某段翻译出来，就会支离破碎、佶屈聱牙，甚至面目全非。

大致地说，没有经过翻译训练的学生，往往习惯于字栉句比的死译。以句子为单位，不大考虑上下文的各种因素。这是因为在基础阶段的训练中，一般以词（或词组）与结构项目为纲，即使遇到零星翻译，教师与学生都字字紧扣，以求表层结构对等，很少逾越。翻译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可用于翻译不同话语的翻译知识、技能和技巧。

1989年“六四”前夕，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在校学生纪律松弛。我教的一个班最少时只有3名学生前来上课。校方有指示，教师必须坚守岗位，按时上课，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当时有学生大游行的，有破坏交通工具的，有设置路障影响交通的。学生家长纷纷致电校方，担心学生出事。好在学校及时决定：放假一个星期。我校属市管，90%生源来自市内。布告一出，学生呈鸟兽散，避免了发生与他校学生联合起来的情况，造成更大的社会冲击。

90年代初中期，我已执教理工科博士生汉译英多年。彼时，博士点大发展时期未到，上海工业大学总共只有10余个博士生。我自编简易教材，既有单篇小故事、议论文，也含短文练习。实用文本的基本功能是载荷人类社会的各种信息：说明事物的情况和道理，描述自然的状态和原理，传达告示和规约。当时书市上实用文本汉译英教材阙如。有鉴于此，我在多年主编翻译学术期刊的基础上，以自编博士生简易教材“实用文本汉译英”为蓝本，不断丰富和扩大，集全国40余名作者各自在实用文本翻译方面的精辟论述，分门别类，汇编成书。作者大多为著名学者或译业有成的专家、译审或教授；本人不揣浅陋，也有拙作忝列其中。作者除来自高校外，还有不少来自科研院所、外事机构、出版单位，还有工矿企业从事实际翻译工作的。他们的论述具有可证性、典型性和代表性。文章主要选自《上海科技翻译》1996至2002年各期，少数选自《中国翻译》等书刊。全书分英汉对比、词语翻译、句段翻译、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法律翻译、报刊与外宣、文化翻译、改进译文、附录等十部分，由青岛出版社于2003年正式出版。至今还有不少学校指定《实用文本汉译英》一书为考研的参考书。

我从教期间，头几年受人之托零星地翻译过一些俄文和德文的技术资料，接受《英语世界》《自学成才》等杂志之邀翻译过英文短篇。1997年，由卢思源教授介绍，为香港教育图书出版公司翻译了《（会考）世界历史教师读本》，经钱绍昌教授介绍，译过电视片脚本等。此外，为自编的翻译教材和课堂教学的需要，还翻译过不少短篇。我体味到，对于翻译教师，一定量的翻译实践很有必要。翻译，使教学内容更充实；翻译，使教学过程更深刻；翻译，使理论的引证更自然。翻译过程也是翻译理论的验证过程。

（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