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修”檄文

“文革”已过三年，轰轰烈烈、冲冲杀杀的大规模动乱局面有所回落。所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所领导一一恢复工作，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不过，大家除了“雷打不动”地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之外，工作热情总不如前，人心涣散，就像已经超过极限松弛下来的弹簧那样，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创造、奋发的热忱似乎被磨去了一截。由于上级机关尚处瘫痪状态，中断了自上而下的研究课题，光顾情报室的科研人员锐减，我们几个翻译忙闲不均。

下了班，男人们沉迷于打牌、搓麻将；女士们打毛衣、忙家务。我除了兴之所至，看点闲书，跟着室友敲敲打打，钻眼打孔，自造煤油炉（曾一时流行）；或重拾年少时把玩矿石机、电子管收音机的乐趣，到零杂市场上淘各种电阻、电容之类的小零件，对着线路图，学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当时市面上收音机紧缺）。逢出差或探亲到上海，我会做些小家什、修沙发椅，甚至画线裁服装，干点动脑筋、排解体力、省钱又实用的活。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多次入侵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事件激起全国愤慨，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一段时间内，各单位开始集中学习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九评”，“批修”成为主战场，举国上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暂搁一边。这时，我有过一阵“批修”的冲动。

读书是我不变的喜好，读书欲激发写作欲。我关注当时苏联的体制变化，时见俄文技术性专业杂志上有一些简短报道透露出蛛丝马迹，反映当时苏联科研机构的转型及变化；偶遇英文专业期刊有同类消息，就摘译原文的一些例子，根据当时的观点，作为参与“批修”活动的一种方式，写了一篇题为《“苏修”科学技术的衰落》的万字长文。文章分五个部分，分别为：“苏修” 叛徒篡政，反动权威掌权；特权阶层得利，劳动人民受难；掠夺的工具，侵略的手段；乞怜的手腕，勾结的门径；利润原则畅通，科技进步受阻。文章以“命题+观点+例子”的方式展开，引用的句例来自俄文《采矿杂志》（Горный журнал）、《化学工业》（Химическ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有色金属》（Цветныеметаллы）、英文《金属处理》（Metal Treatment）等杂志。7月末，我投稿到《人民日报》国际部。不料，约莫过了十天，国际部负责人亲自登门论稿。8月的一天下午，革委会主任（前所长）突然打电话通知我立即去他的办公室，我茫然不知何事降临。三步两脚跨进主任办公室，但见一白面书生与他相对而坐。见我在他俩之间坐定，主任对来客做了介绍。我乘机打量这位不速之客：五十上下，五短身材，四方脸上架着一副银丝边眼镜，皮肤白皙，上着雪白“的确凉”（涤纶）短袖衫，下穿挺括的浅黄色长裤，足蹬擦得铮亮的黑皮鞋，一派夏日盛装。我当即闪过一念：与四人帮提倡的高大粗壮的英雄形象相比，这人当属另类。

来者显要而高贵，偶见报载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这次南下，风尘仆仆，自称顺道来所组稿，可见我的“批修”檄文非同寻常。他说全民“批修”情绪高涨，来稿铺天盖地，科技领域虽不是主战场，但科技是为政治服务的，也是苏联修正主义的领地之一。言谈中肯定拙文选题有特色。他嘱咐我们修改文章，立论要拔高，批判需加强，实例可减少，提出要按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口径来写。他要求革委会负责组织好这篇稿子，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临走前他撂下即将刊发的《人民日报》社论《当代的新沙皇》（当时名）的打印稿，要我们学习、参照，并嘱尽快完成修改稿寄京。他来去匆匆，返京后两三天又来信催稿，说：“尽可能在（9月）20日前后寄来我部。”还说“由于时间较紧，因此我们在一起讨论文章提纲还不够充分。要求你们多翻阅些报刊材料”。

1975年《人民日报》国际部催稿信

对此，革委会领导不敢怠慢，立即指派了两位政治觉悟高的党团员协助我摘抄报刊资料，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把当年的主要报刊都翻遍了，各自摘满一本资料，交给我。我又花了三天（其中万字手稿的誊清需一天）。修改稿按要求的日期完成，按两报一刊的腔调修改，增加大段引文，删削实例，只觉调门更高，套话、套语更多，文字干瘪，内容枯燥，偏离了我自发写稿的初衷。文章经革委会主任审核，署名研究所革委会宣传组，文末注“方梦之执笔”，寄了出去。我在给编者的信中不得不自谦一番：“我们感到本文题意深邃，涉及面广，材料丰富，在取材、立意、批判、评论等方面总觉尚不尽善。本文虽经几次讨论修改，但限于我们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错误疏漏之处一定存在。请编者多加指正。”文稿准时在9月20日那天发出。此后，如石沉大海，音讯杳无。

“批修”檄文无果而终。回想起来，当时书生气十足，用学术态度来对待政治问题，参阅外刊，分类条贯，备证细心，试图以实例来论证修正主义的倒行逆施、没落和失败。“文革”中一篇文章改变一生命运的故事俯拾皆是。幸好，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无有后患。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