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读者
我是一个不入流的编辑，但编辑，特别是期刊编辑，是我平生花时最多、用力最勤的工作。最近中国编辑学会发给我编辑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我倍感鼓舞。我做编辑发轫于1954年，刚上外语学院时，就在学生会兼职，负责全校每周一期的黑板报（相当于现在的校报）。组稿、审稿、改稿、编排占满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
期刊的生命在于读者。读者中有作者，作者首先亦是读者。有的读者从阅读中发现问题或掩卷勾考后，可能产生写作的冲动；有的因写作需要而参阅本刊；只想在本刊发文而对之不屑的恐怕是例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与读者交流要贴邮票，靠鸿雁往来，虽然费时费神，好处是留下真迹。现不妨按信函时间先后摘下几段读者的文字：
最近收到贵刊1986年第2～4期，一气通读每一期的每一篇文章，深感这一份刊物的发行是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发展、新贡献，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
（我）现在日本，收到在国内搞科技翻译多年的同行寄来的贵刊，读毕令人振奋，夜不能寐……
我这个从上海到外地当兵的读者，对此刊几乎每期每页必读，读后必有收获，对工作很有帮助，衷心希望（你们）办出更具有上海水准和特色的刊物来。
贵刊文章形式多样，选材新颖，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际翻译中技巧、方法的介绍。选文均能深入浅出，读后收益颇丰。贵刊能对翻译中常见的种种困惑和误区进行剖析和透视，对翻译实践有非常现实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十六年来，贵刊日臻成熟，我和周围的同事和学生都爱不释手，每期必读。我系还把它作为报考硕士研究生（英语专业）的必读参考书之一。
贵刊海纳百川，百家争鸣，不只发表翻译大家、译界前辈的论文，还能发表名气不大的作者的观点或内容新颖而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
在上次我的投稿信中，曾写到，贵刊务实、高效。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发稿后一个星期就收到了贵刊的复函，速度之快令我瞠目结舌。要知道，以往我所发的二十余篇稿件都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让人等得心焦，最快的也得等七个月。
综上可见，小刊一开始就走出国门，流向部队、院校和机关，博得赞扬。不过，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特别是办刊初期，录字排版讹舛百出。工人师傅不通英文，加上手书的原稿笔画不正，外文初校样往往改得一片通红，反复校改，反复打样，字母、移行、大小写、标点之类的差错仍不能免。读者们不断指出错误。细心的读者，如杨龙浩、廖晟等，针对某期中几篇文章的勘误表都要写上两三张纸；更有读者用红笔直接订正在期刊上，把期刊退回来，有的页面满目疮痍，触目惊心。这些我都一一保存，引以为鉴。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改善。从最初的校办印刷厂调整到正规印刷厂，又先后聘请两位热心读者为责任校对，以改善文字质量。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两年一度的期刊质量检查中，小刊曾有一次差错率超标（超过万分之二），主要责任在我，责任编辑庄永源先生当时年已古稀。
读者对期刊赞誉之外，也不吝对我的偏爱。有老友裘明仁者，我在南京工作时期就与他有工作联系，改革开放后他调旅行社任职，曾任无锡市翻译学会会长，在上海译文和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过他多本德文译作。新世纪初，他曾惠寄文稿和信函，因主题涉文学，不合刊用，我寄明信片回复，信笔写了几句肯定文稿内容和勉励的话。最近，我俩有机会见面，他竟出示珍藏了十六年的拙笔让我回味，给了我一个惊喜。
《上海翻译》已过而立，我当编辑也逾三十年，把握期刊宗旨、推动学术进步的重任仍铭记于心。累计读稿上万，来稿中赓续传统、创新理念的有之，论古道今、文涉中外的有之，反常合道、铁骨诤言的有之。作者们以学术创新来证明自己，为小刊增辉添彩。不过，更多作者有为职称而写作的痛苦，也有投稿无着的烦恼，由此感到期刊的无用和无为。然而期刊不为晋职而生，尽管它可以充当晋升职称的阶梯。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作者们有一肚子的苦水连同他们的论文一起倾倒给编者。有的作者说：
我自己一直承担着大量的基础教学工作，前几年还需要照顾两个双胞胎男孩，加上身体状况较差，乃至科研上起步晚，致使副高职称的晋升已推迟了数年，因此感到心理压力很大。我还缺少一篇国家级的文章……
又如：
我从教已二十多年，今年快50岁了。年轻时由于一些原因错失了获取职称的机会。去年我咬着牙拿到了××大学的研究生学历。这两年努力撰写论文，希望在退休之前能实现副高职称的愿望。然而我校职称评审条件越来越苛刻，皆因我的论文不是外语类核心期刊而告吹。
如果说以上两位还缺乏晋升的火候的话，那么我的学长钱君在90年代初也被排斥在教授圈外，就让人心灰意冷了。改革开放初期，他为China Daily写特稿；翻译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一时间在上海荧屏“独占鳌头”，国内外屡屡获奖；英译的科教片《冠心病》在意大利国际电影节上获金奖，英译的电视剧《逆火》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大奖。他翻译的电视片及其译文在社会上好评如潮，而在校园内平静如镜，评审受阻。后来，不知是鉴于他的社会声誉，网开一面，还是评审者慈悲为怀，见钱氏已年逾花甲，机不再来，放他一马。无独有偶，北京某名校有位副教授曾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刊物、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文学》（英文版）等多家机构做过大量汉译英工作，翻译过不少名家名作。他曾寄来文章并袒露心迹：
我内心的理想主义情结又总是驱使我把翻译实战当作一种“事业”来做。……作为认真的代价，我常常感到身心疲惫至极。等处理完手头所有的译稿，才发现离下一次科研考核不到四个月了。
万事讲究和顺，这是我历来的处事态度。洞悉作者的意图，熟谙作者的文心，对作者的难处有恻隐之心。大约十年前，某大学有位已在小刊发文多篇的副教授，在评定教授时因只差一篇文章而受阻，特再寄论文，并说明情况。我审读后感到其论文达到发表水平，选题适用，但当年上半年他已发过文章。我俩素不相识，但有神交，对他的水平是了解的。我不顾期刊界有同一作者在同一期刊上同年只发一篇文章的通则，破例在下半年又发了他的文章，以圆他的晋升梦。
不过，我也遇到过藐视现行评审制度，做科研、写文章只是为了充实自己、证明自己，不以功利为目的的作者。Z君是杭州某校教师，在小刊断续发文20余篇，在《中国翻译》发文不止一篇，最终却以讲师职称退休。他的水平绝不会在一般副教授之下！
三十多年来，我结识了许多读者，有的已成挚友；多半未曾谋面，却多有神交。对于读者的诉求，我不吝笔墨，不揣浅陋，乐于作答。是读者滋养了《上海翻译》，是读者帮助我成长。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