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怀辞书
1990年初，我主持编撰《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辞典由《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联合编辑。征稿、组稿和统稿由《上海科技翻译》编辑部负责，为此，编辑部组织了一个集师生数人的编辑组，为补翻译史上民国时期科技翻译家的空白，我数次带领学生到上海图书馆找线索、查资料。辞典于1991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科技翻译家辞典。接着，我参与两部英汉辞典的编撰：《新编科技英汉辞典》（1995）和《英汉高科技词典》（2001）。不过，费时最多、用力最甚、渴念最深的，还是《译学辞典》（2004）。
20世纪末的20年是引进国外译论的大发展时期。国外译学学派林立，新理踵出，名目纷繁，新术语蜂拥而至，以致有业内人士也大呼“看不懂”，惊叹“乱花渐欲迷人眼”。彼时，《上海科技翻译》正值初创时期，我主其事。译学从相邻学科引入概念，吸纳和创新大量术语，建构基本体系和范畴概念；译学新思想、新术语纷至沓来，作为主编的我不敢懈怠，努力学习，含英咀华，断续写下笔记式的“译学百题”（未出版，部分材料经改写纳入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本人为编委）。“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对新材料、新学说知之甚少，“衣裳”是做不好的。为了跟上翻译学科的发展，研读新名词术语成了我获得新知的便捷方法之一。
这样，我起意编撰《译学辞典》，不时地收集整理，细大不捐，提要钩玄，较长量短，经年累月，根据术语的单义性、简明性、科学性、系统性原则加以整理，《译学辞典》终于在20世纪末杀青，并于2004年出版，后多次重印，特别为刚刚跨入翻译专业的师生所青睐，有的学校还把它列为考研的指定参考书。
进入21世纪后，我国译学与西方译学的机遇期——译学的“西学东渐”的潮头已过，国人对译学本体和外围有了明晰的认识，我们用较短的时间赶上了现代译学研究的步伐。其间，西方的翻译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系统渐渐进入了国内学人的视线，西学方法的分析性、逻辑性、思辨性特征也得以张扬。大规模引进随旧世纪终结而式微。
《中国译学大辞典》
《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以《译学辞典》为基础，更多吸纳21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对核心词条的释义更为详尽。大辞典的编撰得到海内外译界朋友的广泛响应，为辞典供稿者近百人，涵盖了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涓涓细水，汇成大河。本辞典蕴含着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经过三年多时间的筹备、征稿、整理、校勘、编订、增补，辞典初具规模。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性、权威性更强的专科辞典，更具学术研究参考性。（详见下篇）
辞典总落后于现实。一般认为，六七年需要修订一次。《译学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篇幅上一小一大，内容上一简一繁，各有特色；从收词而言，也可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增订。相比翻译学科内涵的丰富和广博，《译学辞典》收词量明显不足，少数词条释义已不合时宜，而《中国译学大辞典》体系纵横、涉猎广泛、文献浩瀚，有些词条详尽有加，不大适宜初入译学殿堂的读者。为求两全，取道中庸，既不繁复，也非简略，着力创新，编一本充分反映当前学科面貌的、修订完善的中型词典已在情理之中。于是成就了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学辞典》，它以《译学辞典》为基础、以《中国译学大辞典》为参照，补充了近十年的译学新词，挖掘了一批我国传统译论的术语。
21世纪以降，译学的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大量涌现为表征，而是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和范畴的拓展为其基本特征。因此，《翻译学辞典》词条数与《中国译学大辞典》相比增长并不明显。在口译研究、翻译技术、翻译教学和语言服务业等新世纪发展较快的领域，《翻译学辞典》呈现较多新词。此外，增补了传统译论的重要词条，如“会通”“宁信而不顺”“虚函数意”“精品论”等。《翻译学辞典》有中小型工具书的风格特点：词条力求短小精悍，简便实用，特别考虑学习者使用的需要。经修订、增删、改写、重写或合并，词条释义与时俱进。为便于查检，辞典正文以拼音为序，附录为与正文匹配的参考文献和分类目录。
编专科词典的要领不外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所谓大处着眼，即宏观考察译学的发展脉络和各阶段的重要成果及其概念表述；所谓小处着手，即细大不捐，拾遗补漏，积微成著，做一点学力、笔力所及的工作。由于辞典从撰稿、编辑到出版的过程漫长（至少五年以上），总显滞后，加上编者学识有限，还会有讹舛和疏漏。
我们躬逢盛世，翻译规模史无前例，翻译内容空前繁杂，翻译的数量、品种、影响、辐射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国不但是翻译大国，也是翻译研究大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自己的译学话语系统，在国际译学界发出响亮的声音。
我国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无数先辈和近贤对译学做过研究，以鲁迅、傅雷、钱锺书等为代表的翻译家在传统译论的讨论中都有特色鲜明的译学话语，在当时的语境中充分表述了重要的译学命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译论是源头，新范畴、新概念是内容。大规模引进已成过去，但是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为我所用，仍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不过，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立足大规模翻译实践，找出新问题、挖掘新材料、提炼新概念、阐明新理论的创新研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研究译学辞典是我的学术方向之一，我就编撰理念、编撰原则、编辑方针、编辑方法先后写了10余篇论文：从译学发展中寻找术语生长的线索，译海钩沉，探赜索隐；又从译学术语的发展中探求译学进步的轨迹，浚其泉源。爬罗剔抉，增删编插，刮垢磨光，已成工作常态。目前，《中国译学大辞典》正在修订中，愿以余生为我国的译学研究再尽绵力。
（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