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北上
1954年，我在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1996年与华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上海理工大学）三年学习届满，班上40余人大部分被分配到大型国企。私愿是继续学业。天遂人愿，毕业前夕，大连外语专科学校（当时国内无四年制外语学院，1958年后才陆续升格为学院，后并入大连师范专科学校，现发展为辽宁师范大学）有老师来沪查档、面试，招录调干生（彼时技术人才紧缺，应届中专生不允许考大学）。我班仅二人有此幸运，保送入学，享最低的调干待遇，我忝列其中。不过，大部分同学当时急于就业，不屑于继续求学。
是年8月下旬的一个清晨，上海几所学校北上的同学，满满当当地挤在一节车厢，带着对未来的向往与期待从上海站出发了。这是一趟目的地为天津的慢车，车轮慢悠悠地辗压着路轨，逢站必停，遇车必让。好在青年人意气风发，欢语笑声在车厢里飞扬，不觉时间流淌。车过丹阳，速度慢了下来，渐见窗外一片汪洋。
这年的夏秋之交，长江中下游和淮河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且梅雨连绵，淅淅沥沥地下了五十天，比常年多了一个月，内河和外江的水位暴涨，江港堤坝长期泡在水中，一触即溃。洪峰来势之猛，水位之高，汛期之长，灾区范围之广，均为历史记录所罕见。
车近镇江，慢得好像开不动了。但见大水没过路基，行人在轨道边的小路上跟火车相向而行，车速与步速相差无几。车在镇江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直至傍晚才缓缓启动，向南京进发。车至下关轮渡口，天色漆黑。经过十多个小时车厢的摇晃和无数次急刹又启动的频繁振撞，清晨还精神抖擞的学生已显疲惫，在昏暗的车灯下东倒西歪地打盹或闭目养神，任凭火车三节一组地解体后被拖入轮渡。火车轮渡由下关至浦口，然后又一组一组地按原来的序列拼装起来。火车时停时开，至蚌埠已是第二天的拂晓。再往北，又见一片汪洋，远处星星点点的黑色屋顶和绿色树梢露出水面。不难想象，水下原是鳞次栉比、人声鼎沸的村庄。近处，尚见零落的门板和零星杂物在顺水漂移。火车在被洪水浸淹的路基上缓行，仿若小船漂荡在大海中。因路基高程不足，沿途有工人在铺石垫轨。这一停又是数个小时。车过兖州，方见绿油油的庄稼和树木。夜幕又快降临，我在车上迎来了第二个长夜。疲惫地度过两天一夜的同学们，睡意已浓，都想躺下。满员的车厢，长凳上只能躺一位，另两位只得用报纸铺地，屈尊睡在长椅底下或走道上；更有个别同学不顾劝阻，爬上行李架睡觉，如此形成上中下三层铺位的怪异现象。饥不择食，困不择铺，我在火车的长凳下熬过一夜。终于，第三天早晨我们到达终点天津站。
同学结伴到狗不理包子铺吃早点，再到市区游逛。在津逗留三四个小时后，中午转车至大连。出站时已是第四天的下午了，我坐上学校接应的汽车，从上海到大连，全程竟花了四天三夜。学校坐落在山脚下，爬上山顶，湛蓝的海水和海岸线尽收眼底。学校的一侧是苹果园，另侧挨着苏军家属宿舍（当时苏军还据守大连），大约有四五十栋小别墅。平时师生出入校园，既可走大路，也可穿过苏军家属区走小路。环境对学习俄语特别有利，我同苏联人，特别是与苏联孩童交流十分随意。
一年级的课程有俄语语法、精读、中共党史、汉语、体育等。精读课每周一至周六早晨各两节，由在大连工作的苏联专家或军官夫人任教，她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素质。一年级俄语老师叫涅格加叶娃，三十来岁，圆脸，一对蓝色的眼珠，像晴空万里，她嘴角总挂着微笑，善良、厚道、热情、开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一夜的鹅毛大雪，大地银装素裹，积雪没膝。市内公交停了，校车也不能接老师上课了。校方宣布停课自修。上课铃响过，教室里只听得钢笔的“沙沙”声和默读时断续的“嘘嘘”声。……突然，教室门被打开了，踉跄着走进一个头戴墨绿头巾、脚穿高筒靴、手拿刚脱下雨衣的人。她呼吸喘急、满脸红光，额上和鼻梁上有水珠点点，分不清是急于赶路沁出的汗水还是雪花遇热融化的水珠——这就是涅格加叶娃老师。大家情不自禁、争先恐后地问候她。但她摆摆手，急切地说：“同学们好，大家坐下，马上上课！”她看了看表，略带歉意地补充道：“八点半了，晚了半小时。”涅格加叶娃老师课上要求严格，课后慈祥体贴，是同学们喜欢的老师之一。但涅格加叶娃老师只教了一年，因苏军撤离而随军回国了。这年，我们的汉语语法课本是吕叔湘、朱德熙的新作，对我很有吸引力。上课的老师从北大中文系刚毕业，与我同乡，普通话中带一口绍兴乡音。他学问奥赜，但初上教坛，言辞刻板，板书龙飞凤舞，令人不爽。
日月如梭，新异、求进的大学一年级就这样轻松而过，迎来的将是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1955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分三次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然后，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成为开展运动学习的材料。是年，我们的暑假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度过。
运动中没有课业负担，闲暇时间多，同学间接触的机会也多。我对梅同学产生了朦胧的情感，她学习成绩好，作业常被任课老师示范；政治思想好，是班上团支部组织委员。长得可人，圆脸短发，面颊白里透红像个苹果，文静俊秀，笑容可掬。她的人品和形象吸引着我。暑天，午后有较长一段休息时间，我们有时交流思想，漫谈运动的心得体味。为投其所好，我用开水把西红柿烫过，去皮，切块，用白糖拌匀，给她吃。如此这般，开始埋下了爱情的种子。
转眼到了大二，主课有语法（详解）、精读、翻译、工业俄语、联共（布）党史等。简明语法在大一上学期我们已上过一轮，我对其已有了基本概念。第二轮上语法详解，共三册，从头开始学习，一个学年。俄语有三性（阴性、阳性、中性）六格，时体态式，复杂多变，是印欧语系中保留古代形态变化较多的语言之一，我在学有精进之后，进一步研究，确有初窥堂奥之感。在精读课上开始更多地接触俄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几门课中，翻译老师的教学法最具特色：他上课随身带一卷纸，每张大纸写一个例句，中外文上下分列，白底黑字，在重要词语底下或画线，或用红笔标示。纸卷挂在黑板中央，老师用当时盛行的语法翻译法逐词逐句讲解，像翻年历一样，逐一打开纸。这可说是现代PPT的原始形态，无非现代的页面做得更精美。它的优点在于老师讲解要点的同时，还可在纸卷的两旁板书，做补充。20世纪50年代，篇章语言学尚未诞生，语法只到句子层面，翻译自然以句子为本。两堂课围绕一种基本翻译技巧或方法进行讲解，教师理明义精，启悟学子；学生于黑板上练习和讨论，不断领悟翻译的真谛。
在大连外专的头两年，我一直当学生会干部，负责宣传，主持每周一期的黑板报（相当于现在的校报）。组稿、审稿、改稿、编排占满我课余的大部分时间，我的编辑生涯由此发轫。两大块黑板迎面矗立在教学大楼门厅正中，师生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至今我手头还保留一份1955年上学期的工作总结：总共出版23期，基本内容是配合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各项中心活动。栏目包括“政治时事”“中苏友谊”“专业认识”“节约粮食”“争当‘三好生’”“劳卫制体育锻炼”“批评与表扬”“学习经验点滴”“图书介绍”“问题讨论”等。逢节假日出专刊，如《国庆专刊》《“一二·九”20周年专刊》《元旦专刊》等，体裁包括诗歌、小品、访谈、书评，加上插画和美工，图文并茂，全部工作由编委会下设的编辑组、通讯组、美工组和外联组完成。全校由通讯员网络，每班设通讯员一名，学期之初，在团委老师的指导下，我拟定宣传计划、工作要点，并组织实施。这对腼腆青涩的我是一种历练。
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现在的我很难想象，学业繁重的当时，要组织大家完成每周一期的黑板报，不知精力从何而来。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意气风发，任劳任怨、热心服务，各显其能。爱好文学者积极写稿，通美术者画报头、描插图，擅书法者一笔一笔地抄稿，留下端庄秀逸的笔迹，外联组的同学从老师、教务处、团委干部那里挖信息。参与者心存高远，从中得到锤炼。良好的工作状态反映了一代学生的精神面貌。
人生随缘，起承转合，皆因缘而至。历史的年轮不断生长，有时却惊人地相似。我学生时代的舞文弄墨，竟成了后来的职业渊源，此后，有大半时间我在俯首笔耕中度过。有人说过：“我们生命的‘今天’乃过去的延续，倘不时时回顾，‘今天’的我即不具意义。”回顾起来，“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此话确实灵验。
1956年，我两年的学习生活又到终点，人生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当时，俄语系二年级16个班，300余名学生，有三种走向：大部分被分配到我国初建的科技情报系统或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当翻译，一部分继续读大三，有24人经学校选拔，留校当教师，入助教进修班。我与梅忝列其中，再续前缘，同窗共读一年有余。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