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  补

在两次原稿的往返中，都有增补。

2008年6月至2009年4月，在责编十个月的审稿期间，我随时收集新材料，铢积寸累，不断补充新词条。总的来说，辞典取材以2008年为限，但我利用在出版社兼职搞终审和编辑《上海翻译》的便利，能看到一些将出未出的中外书稿和文章，所以，有些词条出自2009年的出版物（不敢掠人之美，都注明出处）。在同年6月交付第二次修改稿时，附上新近收集的50个词条，做了一次与时俱进的补正。

《中国译学大辞典》的参考文献数以百计，每条文献均须标出作者、书（文章）名、版次、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份等主要信息。但是有的正文有引文，文末却没有提供相应文献；有的提供了，信息有误或残缺，需一一更正或补出。直到2010年3月8日，在校对清样时责编还发现两条文献漏收。经反复查证，只找到一条，只好在正文中删除有关文字（幸好，这部分内容无关紧要）。严谨的编者是不应该忽视每一条文献信息的准确性的。我们发现，Mona Baker主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2009）除了因内容调整而增加大量文献外，同时也纠正了第一版中个别文献标注项的瑕疵或不足，这是国外图书的严谨之处。

易曾权负责的翻译教学与研究图书书目先后增补了两次，增补了2009年的大量书讯。

2009年8月初，出版社二审稿回到案头，稿子中问题显然少了。我集中精力，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基本解决。

同年12月，一校样终于排印出来，凌乱的书稿变成清晰整齐的打印稿，《中国译学大辞典》的雏形已见，我不禁喜上眉梢。部分清样请王宏印、佘协斌、贺爱军、张顺生等审读，我自己也用心通读一遍。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待到交回责编时，已是辞典工作的第五个年头——2010年新年来临。交付清样校对稿时，又加进6条漏收的或必须补充的词条，如“杨宪益”（杨于2009年11月谢世）、“霍姆斯结构图”（西方称之为“翻译学科的宣言书”）等。至此，作为主编，我如释重负。

经过五年时间的筹备、征稿、编订、修改、整理、增补，再到校勘、印制，辞典终于面世。这五年（2006—2010）是我国翻译事业大步前进的五年：本科翻译专业拔地而起，从无到有，翻译硕士开始招生，本硕博翻译教育教学终成系列；多种翻译系列教材出版；涌现出许多翻译科研重要成果。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基本上都被吸纳到《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