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半路改行

1973年，国家首次从部分中央机关和大学抽调一批年轻同志前往英国进修，我也在其中。我被派到巴斯大学学习一年。

我们这一批有20来人。学习结束回国后，在北京站月台上前来迎接我们的英语系系领导告诉我，我被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要我休假一个月后到外交部报到上班。但我对调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很喜欢教学工作，在巴斯大学学习期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做了许多笔记，都是与教学有关的，回国时有限的行李里基本上也都是书和资料。不过现在要到外交部工作，心里真有些发怵。自己此前从未接触过外交，觉得外交工作有些神秘，自己对外交工作不怎么关心，也不特别感兴趣。现在要到翻译室去工作，虽然还是用英语，但外交翻译与教学还是很不一样的，我又要从头学起。

1973年，在英国学习期间胡定一参赞（二排左四）与同学们合影。前排左一为龙永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首席代表），二排左三为笔者(https://www.daowen.com)

记得刚到翻译室时，有一天我听到两位同事在谈翻译“颂词”一事，我大惑不解，心想外交部怎么还要翻译“宋词”。后来才知道是我把“颂词”当成“宋词”了。“颂词”是外交术语，指的是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互派使节时，派遣国大使向驻在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表示友好的祝词。这个例子让我意识到，要做好外事翻译，需要好好学习外交常识，充实自己，要关心时事，紧跟形势。外事无小事，来不得半点马虎。

那时我住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北外家属楼，开头两三年，我除了每天晚上下班后自行进行“补课”外，周日还常常骑车到位于城东的部里的翻译室阅读翻译材料的卷宗，给自己加油。我越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越学越觉得需要学的东西太多。对我而言，向他人学习亦如此。那时还是在“文革”中后期，学习条件远非今天这么优越，参考书很少，外文书和资料更少。当然更没有现在电脑时代网上搜索查阅资料的渠道。一些用语自己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对一些常识和世界史知识的记忆还都来自中学课本，相关的英文原文更没有接触过。我记得有一次，乔冠华副外长会见英国影子外交大臣时谈到国际联盟时，我一下卡住了。我想翻译成the Alliance of Nations，正要开口说alliance时，乔副外长用英文说了the League of Nations，给我解了围。我还清楚地记得，1974年11月，那时我刚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两个多月，正遇上尼日利亚元首戈翁访华。领导安排我给李先念副总理当正式会谈翻译。我深知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但我知道这次我绝对无法担此重任，因为我刚来外交部，外交会谈翻译也从未接触过，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给国家领导人的正式会谈当翻译呢？外事无小事，出于对工作负责的考虑，我找了翻译室和礼宾司的领导，郑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恳请他们考虑我的要求。后来礼宾司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安排了唐闻生同志担任这场会谈的翻译。这是我第一次听现场翻译，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从唐闻生的翻译中，我得到的启发是，翻译除了一定要准确外，再就是要传神，要努力把对话人双方的意思准确到位地传达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后来的翻译生涯中，我一直将“准确”“传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提高自己。

我改行到外交部当翻译时已经30好几岁了，当时我深知自己的知识底子和结构与做好外事翻译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做外事翻译，把握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极为重要，这对自己的政治素养、专业水平和学习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做好工作，只有加倍努力才行。我前后在外交部工作了17年，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和熏陶，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素养，拓宽了视野，养成了关心形势、关心大事、注重学习的习惯，也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纪律意识。这些对后来我在思想上的进步和事业上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