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干！

“压力山大”，面对困难怎么办？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凭良心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干到退休就回国；另一条就是既来之，则安之，不抱怨，一门心思干，还要争取干出点成绩。我受党和国家多年的教育和培养，又是个好强不服输的人，当然选择了后者。既然做了决定，我就要求自己绝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无谓的唉声叹气上，对别人的眼色、议论一概不去想了，努力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采取这个态度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自己心里清楚，在劳工组织里虽然我已不再是代表中国劳动部的官员，但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在困难面前我也绝不能退却，我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给中国丢脸。这个问题我想清楚了，心里也就更有定力了，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决心和力量。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在国际机构里工作的中国人还不是很多，做同传和笔译的比搞业务的专业人员多。国际组织里的中国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要么专业行、外语不行，要么外语行、专业不行。那时，我也不例外。就劳动和性别领域来说我都属“非专业人士”。要改变这个现状就得拼，首先是从自身做起。我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调整了入职状态，很快就心无旁骛地投入了工作。我抓紧时间熟悉劳工组织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集中了两周时间密集拜会各主要司局领导和重点处的负责人，同时也留心发现合适目标，为日后工作多接触打基础。那一段时间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阅读关于性别和劳动领域的相关材料，特别是世妇会的背景材料，我读得尤为认真。虽然英语是我的强项，但我在阅读材料时，仍然做两种笔记：一个是专业笔记，摘记性别问题的概念、历史背景、全球和区域的关注问题等；另一个是语言笔记，记国际通用的和标准的英语表达，我要求自己说的和写的东西尽量做到既要有有价值的内容和观点，又要表达得标准地道，尽量少一点Chinglish（中式英语）。(https://www.daowen.com)

刚上任时，除了感到时间紧、任务重，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之外，在如何处理与同事的关系上我也处在一个很不适应的状态，而且有时还会碰到一些不愉快、令人生气的事。我在工作上打交道的同事，大多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同事，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同事也大都是英美名校毕业的。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劳工组织工作多年，业务能力强，经验丰富，而且都有经济、法律或社会学方面的专业背景，而我主要只是有外交领域的工作经验，刚刚涉足劳动领域，而且主要是在国际交流方面，我能服众吗？我知道他们对我抱怀疑态度，都在观察我，这很自然，我可以理解。但有个别人的态度，我就觉得难以接受了。有一位就业司的同事，她是劳工组织里就业和性别问题高级专家，出过专著，获过奖，身上一股高冷傲气，自我到劳工组织上任后一直对我不太友好。后来我了解到，原来这位高级性别专家认为女工问题特别顾问这个职位换人时，她是最合适的人选，是我挡住了她的职业发展之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她是这种态度，我还是要求自己尽量不去计较，尽量理性对待。在工作上，当她作为就业司项目主管开发的一个女性就业项目遇到经费困难时，我作为女工问题特别顾问，从劳工组织性别项目的全局考虑，决定从我办公室预算中挤出经费给予支持。我的这个行动是她本人没有料到的，也超出了其他同事们的想象。人事司司长得知后，还特地到我办公室来表示赞赏。我的这个做法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对她本人也是个教育，而我则把这件事当成我的一次修炼，我想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大度和胸怀。10年后，在我即将从劳工组织退休回国时，有一天这位同事特地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说，这些年来，她感到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了我，从相识到相互了解，到成为朋友，她感谢我对她的支持。其实，我也注意到了她的一些变化。她那种咄咄逼人、自以为是的孤傲性格和行事作风使她在和同事的交往中给自己设置了不少障碍，吃了苦头，两次总干事决定提拔晋升的人员名单中都没有她，我想她也一定吸取了教训。在我从劳工组织退休前的三四年里，她在做性别项目，特别是中国项目时都主动来征求我的意见，项目执行过程中我们配合得也较之前顺畅。我回国前，她还牵头为我组织了欢送会，送了我一张特大的“Good-bye”卡片，上面写满了同事们给我的临别赠言，十分温馨，让我很感动。这些都是她组织联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