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中医闯世界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
瑞典方面提供的机票是波兰航空公司从北京至波兰首都华沙的航班，中间经停伊尔库茨克与莫斯科，在华沙转乘波兰航空公司华沙至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航班。瑞典方面买这么个路线的航班，一是为了省钱，二是当年也没有太多航班可供选择。
抵达后，瑞典的学员们派人到机场接我。大家见了面很高兴，热情地拥抱。然后他们开车把我送到一个学员的家里。按照他们与学校达成的协议，机票和吃住都由他们负责。为了省钱，他们安排我在有条件的学员家轮流吃住。这样的安排使我想起在淮北插队时，每当有压棉花籽、弹棉花的、补锅补碗的手艺人，或唱大鼓弹三弦的民间艺人来村，生产队长也是安排他们轮流到各家吃派饭。这回是“洋插队”，怀揣国技，在国外吃上了“百家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和平融洽、中国的开放，中医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特别是针刺止痛和青蒿素的临床应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一波中医走向世界的高潮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中医不再是作为一种神奇的文化介绍到国外，而是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推向世界。同时，中医对外教育从留学生来华先学中文再学中医，或中医老师讲课时请翻译的形式，转化为由中医专家出国直接用英语授课。我很荣幸赶上了这一波大潮，成为最早直接用英语教授中医的中医学者之一。
在瑞典讲课
在瑞典给病人看病
第二天，我时差还没调过来就在一个小区活动室开课。每天讲四五小时的课。有的学生会带些病人来。我一边给学生讲解，一边看病治病。
第一次出国讲课引起了关注，课还没讲完，当地的报纸就发文介绍说有一个中国医生在斯德哥尔摩教授针灸。新华社记者也赶来采访，198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瑞典举办中国医学学习班》的新华社记者电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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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相关报道
在瑞典讲完课又转到芬兰，瑞典学生也跟着转场。在赫尔辛基，我去了一家书店，店堂很大，用“很多很多”还不足以形容书的数量、种类之多。整个店的装饰与布局体现出了知识的严肃和历史沉积，而欣赏着设计精美的书刊封面与翻书时散发出的油墨气味，又能让人深深感受到读书的轻松与乐趣。在这里我竟然发现了一本英文版的《易经》，我翻来翻去把书翻得哗哗响，浏览了几遍，咬咬牙决定买下来，89马克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额支出。这是我在国外买的第一本书。从那一次起，我慢慢养成了出国逛书店、看原版英文书的习惯。
8月的北欧，白天很长。讲完课，他们带我坐帆船出海，带我到森林采蘑菇，带我听音乐会。第一次出国，遇上中国国庆节，有心有情的北欧人，在10月1日那天，专门为我组织了国庆晚会。在端上来的蛋糕上插了九根巧克力棍，他们说，那是中医针灸说的“九针”。
他们希望我喜欢上他们的国家，希望我能留下来。他们对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来到完全陌生的欧洲竟然没有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而惊讶。我说没什么可“震荡”的，上海外滩的风景和斯德哥尔摩水边的建筑差不多，北京的故宫比瑞典的皇宫大多了。临走前，我还是发现了两件怪事。一是富有的北欧人几乎天天吃土豆（potato），和淮北的老乡天天吃红薯差不多，而我们在淮北吃的还是“甜土豆”（sweet potato）呢。二是，年轻漂亮的碧眼金发女郎也抽烟。在中国，老太太才抽烟。
1987年10月，我回到国内，11月，学院又收到瑞典的来函，他们邀请我再次去讲课。1987—1990年，四年里我去北欧四国和美国讲了十几次课。最长的一次是1989年在美国讲了一学期的课。
与美国学生合影
离开美国前，我去了一趟纽约。参观了联合国总部，看总部门前飘扬着的159面国旗，看39层的全玻璃外墙办公楼，看联大会议厅的天顶与主席台背后的联合国会徽，看那些秘书处大楼上下进出为拯救世界而忙碌的联合国员工，心中满是敬仰。那个时候根本没想过，也不敢想象自己能到联合国工作，更没想到的是，17个月后，我就和他们一样，成了联合国机构的雇员。
在美国讲了几个月的课，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找我去讲课和管理诊所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想让我留在美国。
我要回家，1989年6月4日，我回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