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项目
2001年年初，技术合作司负责捐赠国合作项目的处长到我办公室对我说，荷兰海外发展署将提供资金用于提升劳工组织三方成员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计划从非洲和亚洲各选两个国家开展这个项目。荷方和技术合作司在非洲选了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在亚洲已选了尼泊尔，另外一个国家尚未最后确定，拟在马来西亚或印度尼西亚两国中选一个，想征求性别平等局的意见。我对他表示感谢，说这将是世妇会后劳工组织在其会员国做的第一个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项目。至于在亚洲再选一个国家，我说我建议选中国。我非常明确地告诉他并非因为我来自中国，是中国人，我就推荐中国。我推荐的理由是，中国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1995年世妇会的承办国，中国国家主席在世妇会大会上宣布了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所以如果这个项目能在中国执行，将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虽然中国在推动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总体上现在仍然还主要是采用WID（发展进程中的妇女）模式，如果要转向世妇会倡导的GAD（社会性别与发展）模式，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在中国开展，将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三方成员的性别主流化能力，有助于加速推进中国向GAD 模式转变，而且将会对整个项目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产生积极影响。我请这位处长将我的意见转告荷方考虑。
在这里，我要顺便简要介绍一下WID和GAD的背景。WID 是20世纪70 年代到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通过项目或活动推动性别平等的一种模式。WID模式的核心是促进对妇女的经济赋权（economic empowerment），改善妇女的经济状况，以此来推动性别平等。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积极作用的。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局限性。这种模式下的项目目标群体只是妇女，没有把妇女的发展同社会总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政策和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做妇女项目。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倡采用GAD模式，并进一步明确了“gender”这个概念，用来说明在基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存在的社会性差异。GAD模式的核心是使女性和男性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并平等地受益，从而推动实现两性之间真正的平等。GAD是个开放性的赋能模式，是推动实现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的重要理念和模式。所以向这个模式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我前面说的那位技术合作司的处长将我的意见转告荷方后，过了两周告诉我说，荷兰海外发展署知晓了我的意见后对他说，中国不在荷兰提供性别项目的受援国名单里。我听后又向这位处长再一次说明我的意见，并强调我是从项目的整体效益和影响考虑，认为在亚洲选中国做此项目更为合适。我请他再次转告荷方我的态度，告诉他们我是经过认真考虑做此建议的，希望荷方给予积极考虑。如有必要，我可以通过电话同他们直接交流。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处长给我反馈说，荷方破例同意了在中国做这个项目。我听后当然十分高兴，因为在中国做，我更有信心把项目做好。当然我心里也更清楚，要落实兑现，把中国项目做成一个范例还要下大力气。在这个项目上我之所以这么明确地推荐中国，最重要的是我是从项目的总体示范效应以及从项目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考虑出发的。我确实做了认真的思考。因为2000年在纽约出席“北京+5”大会期间，我参加了国内NGO组织在联合国大楼对面的一个办公楼内举行的研讨会。那次会上有四五位发言者，分别代表国内不同领域的NGO和研究机构介绍在国内推行性别平等工作开展的情况。她们介绍得很认真。对她们介绍的内容和表述方式，譬如“双学双比”“五好家庭”等主要在内地使用的词和内容，我都很熟悉，都能听懂。但在场的除了两三名外国人，二三十名听众基本上是来自港澳妇女组织的成员，她们是否能听明白，我就不那么肯定了。这个研讨会给我一个很强烈的WID模式印象，主要是就中国妇女谈中国妇女，缺乏同国际的联系。
会后，会议组织者之一——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刘伯红副所长过来征求我对研讨会的看法，我见她态度诚恳，也就很坦诚地谈了我的看法，并邀请她第二天到我住的旅馆进一步交流。第二天我们两人从下午5点一直谈到快半夜12点，要不是因为她第二天一大早要乘6点的飞机回国，我们俩很可能要谈一个通宵。我们谈得很投机，她向我介绍了国内近些年推动性别平等的政策、活动和研究的情况，使我了解并学习了很多东西，得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我则结合我在劳工组织工作将近6年的体会和收获，重点谈我是如何从零开始，到现在对性别平等特别是性别主流化的认识和感受，尤其是对国际上一些重要理念的理解和体会。她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插问问题和评论，她身上的那种对推动性别平等工作的投入精神和对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层面的认真思考和探讨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回到日内瓦后，正好赶上劳工组织为即将要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期间劳工组织的研讨会做准备工作。这届世博会的主题是：“人·自然·技术：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索马维亚总干事抓住主题中的“人”这个题目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在世博会期间组织三个论坛，其中一个是劳动世界的性别问题。我利用这个机会就推荐刘伯红副所长作为来自中国的代表参加劳工组织的性别研讨会，我想国内的性别问题积极分子需要这样的学习机会，这有助于打开思路，更好地开展国际交流。
刚好，就在汉诺威世博会后半年，荷兰海外发展署要和劳工组织合作在会员中开展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项目。这不仅是劳工组织首次在三方成员中做性别主流化能力建设项目，而且也是首次明确提出项目参与方要增加社会伙伴一方，即称为Tripartite Plus（3+1）项目，由政府、工会代表和雇主组织代表以及社会伙伴妇联四方共同参与。这个项目从内容到形式不仅在中国是首次，在劳工组织也尚属首次，其意义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前面已经讲了，中国最终如我所愿成为项目执行国之一。我决心竭尽全力协助，把这个项目做好，把中国项目做成样板。我决定首先选一个好的项目官员，刘伯红副所长当然是不二人选。我趁2001年回国休假之际，就先在非正式层面做了些准备，积极联系了劳动部国际合作司、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和中国企业联合会（简称“中企联”）国际部的领导。项目正式启动后成立了国家的项目指导委员会，由劳动部主管就业的副部长任主任，委员都是劳动部、全总国际部、中企联和全国妇联国际部主管工作的中层领导，这是一个很强的指导委员会。
2003年性别纳入主流3+1中国项目基线调查启动仪式。前排左四为笔者
项目的重点放在引进世妇会后在国际上推动性别平等的新理念，同时结合中国和各自领域的实际情况将性别纳入主流战略本土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项目总体目标下，各个参与方的侧重点各具特色。具体讲，劳动部当时在全国开展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的“创办你的企业”（SYB—Start Your Business）项目，通过3+1的这个项目侧重，他们指导妇女创业，作为对整个SYB项目的一个重要补充；全总当时侧重工会系统中性别主流化机制的建立和活动；中企联则推进女企业家资源中心的建设；妇联通过对妇女创业需求的基线调查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纳入妇联工作日程和纳入政府决策的主流。项目指导委员会特别强调项目要采取参与式和合作式的工作模式，不生硬死搬国际理念，要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并结合本单位实际介绍新理念，把项目制定和执行的过程变成大家共同学习、合作和变革的过程。
这个国际项目第一期在四个国家执行，到2002年结束时，我带了一位助理专家到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参加项目点的总结会，实地考察项目成果。
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对项目都持非常欢迎的态度，希望能继续开展。但由于劳工组织没有经费支持，我只能允诺以后一旦有可能将积极考虑。相比较而言，尼泊尔项目的情况就差一点，这可能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有关。中国在这四个国家中确实做得最认真、最实也最好。
在第一期项目结束后，荷兰海外援助署对项目成果表示满意，接着他们又追加了一笔小额资金。鉴于中国项目的组织架构和运行已相对成熟，我和技术合作司商定后决定只在中国做项目的后续部分，以巩固成果。中国项目2006年正式结束时做的评估也充分展示了这个项目取得的骄人成绩。(https://www.daowen.com)
2002年，性别纳入主流3+1项目乌干达评估会。右七为笔者
2002年，就性别纳入主流3+1项目会见坦桑尼亚就业部副部长。前排右者为笔者
我想说明一下，我在这里用在这个项目上的篇幅可能长一点，主要是想通过回顾这个项目让读者们多了解在劳工组织里做技术合作项目的情况。我们在评估一个项目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看项目是否达到预期设定的目标：relevance and ownership（关联性及项目相关方对项目的拥有权）、effectiveness（有效性）、sustainability of results（结果的可持续性）、management issues（项目管理）。关于项目管理，它包括resource mobilization（资金筹措）、technical backstopping（技术支撑）、knowledge management（知识管理）和human resource consideration（人力资源方面的考虑）等方面。这个3+1项目除了提升项目成员的性别意识和对性别主流化的能力外，还开发了适合本国国情又结合各单位实际情况的性别分析工具和指导手册，例如全国妇联项目组开发的《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指导手册》、劳动部的《城镇妇女创业手册》、中企联的《性别平等与企业》、全总的《工会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培训教材》以及最新的《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直到今天这些手册和教材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
性别纳入主流3+1中国项目开发的手册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项目创建了一个多部门合作的平台和机制。虽然始于性别问题，但该项目为今后做其他跨领域多部门合作，在机制上和实操上也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此外，这个项目也是孵化器，它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社会性别专业人才。目前在国内有影响力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社会性别专家不少都受益于这个项目，他们推动了中国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
我为自己推动了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执行感到高兴，也感谢荷兰方面资助了这个项目，为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把履行公职和对祖国的情怀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我的心愿。
在这里我想就我们现在常说的“家国情怀”谈一点我的看法。我认为做国际公务员与强调家国情怀不矛盾。在国际机构里工作，首先要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国际公务员，要承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所在组织的章程，牢记自己不代表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和组织。这与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并不矛盾。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忠于自己的祖国也是必须具备的品德。但如何体现家国情怀呢？我认为，首先是做一个称职的合格的国际公务员，遵纪守法，以自己的敬业请神、专业水平和工作成绩赢得组织机构里上司和同事们的认可，得到会员的赞许，以实际工作为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为中国人争光，为国家争光。我们不能片面地、错误地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国家去争取自己认为的所谓“国家利益”。
性别纳入主流3+1中国项目团队在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百年纪念活动上再次聚首。左六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