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起飞”做准备

索马维亚1998年3月成功当选为劳工组织总干事，1999年3月正式上任，中间有整整一年的过渡期。在这期间，他成立了一个过渡团队（transition team）。利用这一年时间，该团队广泛接触劳工组织内各个部门和一些个人，深入了解情况，为索马维亚制定施政纲领做准备。直到1999年1月，过渡团队和索马维亚的高级顾问还没有找我谈话了解性别工作。一些同事都觉得有点奇怪，我也不知道问题卡在什么地方。我的秘书更是着急，不时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办公楼里最新的约谈动向，她说过渡团队早已找了就业司的那位对我不十分友好的高级性别专家了，而我们这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知道她可能担心我们特别顾问办公室会有人事变动或被改组。她小心翼翼地向我建议，要不要让她同过渡团队的秘书联系，约个时间由我找他们谈话。我知道她的好意，但告诉她，不用着急，还有时间。我说我相信过渡团队一定会来找我的。其实，过渡团队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约我，我心里也并不高兴，只是没表露出来，但我这次特别沉得住气，因为我心里有底，我坚信我们要做的汇报肯定是最扎实的一个，因为我们性别团队已经辛苦忙了好几个月了，正在准备一个比较系统的材料。我们的材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讲在就业和工作条件领域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和问题。第二部分，也是报告的重头戏，是详细呈现劳工组织各个级别人员的男女性别比，级别越往上走，女性越少，性别比差距就越大，金字塔现象严重。可以明显看到，推动性别平等就要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劳工组织还要下很大的力气。我把这个材料先给人事司司长看了，她对我说，性别团队的统计比她的人事司掌握得还要全面，特别是我们还提出了如何缩小差距的具体建议。她说性别团队的工作很细，对她的工作是很大的支持。(https://www.daowen.com)

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快到下班时，我突然接到索马维亚的高级顾问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她希望我在电话里先向她简要介绍一下性别工作情况，说一周内她将来日内瓦当面同我详谈。这个机会终于等来了。我就先从当前我们准备的材料内容开始，由近及远谈了起来。话题一打开，我就刹不住车了，她听得也很感兴趣，中间插问了不少问题，两人相谈甚欢，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到7点多钟还没打住，直到她说她要赶一个活动才挂电话。第二天我们继续聊。就这样我们两人连续三天打跨洋电话。没过几天，她飞到日内瓦，又约我到过渡团队办公室向过渡团队介绍情况。我想我在电话里同她前后已经谈了好几个小时，够全面的了，这次应该让她和过渡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同性别团队骨干成员见面，不光是听我一人介绍。他们接受了我做集体汇报的意见。我这样做的考虑是想以这种方式让过渡团队看看我们在劳工组织内部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敬业务实的性别团队，大家都在积极认真地推动性别平等工作。对性别团队来说，我觉得要给这些骨干尽可能提供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我们的汇报可能是过渡团队一年里听取的工作汇报中唯一一个以集体方式进行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好的。三天后，我接到通知，要我一人向索马维亚本人直接汇报。我围绕劳动领域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状、劳工组织在维护女工权益和推动性别平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以及我对未来劳工组织推进性别主流化的设想和建议向索马维亚做了半个小时的汇报。我能感到索马维亚在认真地听我的汇报。我最后一句话是：“大使先生（因为他还没正式上任，还不能称他为总干事），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你来起飞。”索马维亚起身同我微笑握手说，他期待同我一道推动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