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起 飞
1986年7月16日，21个瑞典人、芬兰人到广安门医院见习针灸临床。
广安门医院是京城一家大型中医院，临床针灸当属一流，但突然要应对21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却犯了难。单靠本院的翻译力量，根本无法满足。着急之中，针灸科主任突然想起，此前我曾应广安门医院之邀，临时去帮忙陪同过老外，他赶紧又来找我帮忙。因适逢暑假，也是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我欣然答应。
广安门医院瑞典芬兰班
按照客人们的计划，他们在北京待三周。8月4日，是他们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们中四位领头的悄悄约我出去吃了顿午饭。一开始，无非聊些第一次到北京的感受，以及三周来对针灸临床使用的体会，渐渐地他们把话题引入了主题。
原来，他们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针灸在临床的实际应用；二是想物色一位中医师去他们那边讲授中医。他们已经跟着一个法国人学习针灸两年了，显然那位法国老师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另外，从中国请个老师过去，比他们一大批人来北京的经济负担要轻得多。前一天晚上，他们开会讨论这件事，结论是希望能请我，并让他们四个作为代表和我一起吃顿饭，谈这件事。
我已习惯了凡事由领导安排的固定模式，所以我的回答很简单：不知道能不能去那边给你们授课，请先与政府和学校联系。他们有些吃惊，以为我不愿意去，一再解释他们的目的和将会给予我的待遇，他们的国家很美，可以带我看看。但我当时确实没听说过有谁出国去教中医，真的不知道要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去国外讲课，还是让他们自己和学校联系了再说。(https://www.daowen.com)
回到瑞典，他们马上行动起来。先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联系，要求使馆帮助与有关的政府机构和学校联系。同时，他们也与瑞典政府相关机构联系，希望瑞典驻中国大使馆能与中国政府沟通，并在办理签证时给以便利。他们甚至动用了选区国会议员的力量。
1986年11月3日，距他们回瑞典三个月后，我们学院收到了他们的邀请函，书记、院长、外事处处长和系主任都表示同意，然后再层层上报中医局。1987年4月16日，我收到出国任务书。5月11日，我从卫生部领回护照。5月21日，财务处发给我900元置装费和60元礼品费。第二天，财务处又让我退回400元置装费，因为出国少于半年的只发500元置装费。为了出国的行头不太寒酸，我又问学校借了400元，领导批示将从未来几个月的工资中扣除。22日，学校通知我到卫生部办理换外汇的手续。按规定可以换80美元，换汇的钱，单位出一部分，自己出186.57元。7月初，瑞典方面通知说已订好8月25日离京的机票。
期待和准备了近一年的瑞典讲学，即将成行，心里满是说不出的兴奋和快乐。母亲曾去过日本，得知儿子要去欧洲，开玩笑地说她还没有冲出亚洲，我一步就跨越亚洲，迈到欧洲。母亲打心眼里为儿子感到骄傲。
出发前一夜，看着收拾停当的行李和妻儿，没有了准备期间的那种兴奋，随之而来的是犹豫，甚至懊悔。一个人一下子要离家那么远，那么久，很是不舍。儿子也没睡好，翻来覆去，竟从床上掉了下来。出发那天，中午在家吃了饺子。晚上，三个人找了家饭馆，要了半只烤鸭、一盘山东肉片、一盘番茄炒肉，花了16.6元，算作他们俩给我的欢送晚宴。学校后勤处特别关照，破例派车送一个普通教师去机场，我们仨和两个来送行的同事挤在一辆车上。到机场后，由于太晚了，学校司机不愿意等候，只好与妻儿匆匆告别，让他们都赶紧随司机回去。
北京首都机场常常被称为“国门第一关”，过了边防检查，理论上说已经出了国门。回头看看，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心里酸酸的。
晚上11点20分，飞机从北京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