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

1982—1984年，我有幸参加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并担任主翻，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极为重要的经历。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作为英国首相对中国进行访问，同中国领导人首次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以解决两国关系中历史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问题。近40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首次会见的情景。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一上来态度就十分强硬，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说只有英国的管治才能保证香港的繁荣，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disastrous consequences）。面对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邓小平同志当即一一做了坚定的回应。他说三个不平等条约是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关键是中国政府1997年后对香港实施的政策，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的出现像夫人所说的灾难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将重新考虑，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这段话大气凛然、掷地有声。当我翻译这段话时，我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邓小平同志那种政治家、战略家的气概，那种高瞻远瞩掌控全局的智慧和深邃眼光深深打动了我，我从心底对他产生了由衷的崇敬，同时感到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亲历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并通过自己的口把邓小平同志的铮铮话语传达给对方，是自己神圣的职责和无上的光荣。这次会见连同后来的22轮会谈都已作为“世纪谈判”载入史册，成为历史经典。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这两位政治家就1997年后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进行了正面交锋。disastrous（灾难性）一词在这里添加了浓浓的火药味。我是会谈翻译，责任重大。在现场，当我听到撒切尔夫人说disastrous consequences时，心里一怔。在此之前我参加的外事翻译中，无论口头还是笔头，我都从未接触过这样强硬的表达。当时不容我细想，我的职责决定我必须迅速准确地把撒切尔夫人的强硬立场表达出来。邓小平同志当即针对她的“灾难性的后果”毫不含糊地进行回应，鲜明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所说的经典场面。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这场会见的情景仍鲜活地、永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同时我也深感翻译责任的重大，感恩于时代给了我参加中英香港谈判这个历史机遇，使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我对“一国两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了更生动、更具体的切身体会，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家国情怀、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参加香港谈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对我的教育和锻炼是多方面的，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激励我永远前行的力量源泉。

1985年，香港谈判结束后，我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政务参赞，负责议会工作，并作为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参加过渡时期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1990年秋，我接到部里指示，就英国下议院要对香港居民持英国护照问题进行辩论一事同英方交涉，要向英方表明香港问题是中国内政，英国无权干涉，更无权在议会进行辩论，力争撤掉debate（辩论）这个表述。我接到指示后随即约见英国下议院英中议会小组主席进行交涉，表明了我方的严正立场。在交涉中我还了解到，如果英国下议院要将某个问题列入议会议程，不管党派之间对议题所持立场是否相近或有分歧，只要问题列入议会议程，一律使用debate一词。这是英国议会历史沿袭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不可能改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将交涉情况如实向部里做了汇报，该事也得到了妥善处理。这件事使我明白，做任何工作，了解相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很重要，从事涉外工作尤其要注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工作小组合影。前排中为柯在烁大使、第二排右二为史久镛先生（曾任国际法院院长）、后排左六为吴红波大使（曾任中国驻德国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后排左三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