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理事会文件

1995年9月底世妇会后，会务司通知我，11月召开的理事会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劳工组织关于第四次世妇会的后续战略，要求我10月底给他们交稿。后续战略非常重要，需要认真对待。但会务司制定理事会议程时，根本没有向我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就决定了后续战略上议程的事。议程一旦定了，当然就只能照章办事，通知我写战略、交文件，这样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对这种做法有意见，便同我的上司玛丽谈了我的看法，她身为主管性别工作的副总干事竟然也不知道这次理事会有此项议程。她听我讲了情况后只是笑了笑说，要你写，你就写吧。我想可能她在国际机构待得太久，对这种情况早已习惯了。

尽管对这种做法有看法，但我必须按规矩办事，必须认真对待后续战略被提上议程讨论这件事。我把提交后续战略看成我必须参加的一场大考，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虽然我在外交部曾多次参加国际会议，但都是以翻译身份参会的。后来我作为中国劳动部政府代表参加劳工理事会，也没有起草文件的经历和经验。现在要向理事会提交后续战略，我手下又没有业务助手，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孤独无助，觉得已超出我能力承受的极限了。那一段时间我天天感到深受煎熬，压力大时，真想大吼几声发泄一下。但我又不能在公寓楼里大叫，以免引起邻居的误解，所以每当自己觉得憋得慌想大吼时，我就一大早到办公室去，把门窗关得严严的，趁同事们还没来上班，一个人就在办公室里“仰天长啸”大吼几声舒缓解压。

离提交文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我脑中的战略框架还不清晰。有几个平日接触较多的同事想帮忙也插不上手。他们的专业水平都不错，擅长项目设计和活动安排，但我觉得他们容易见树不见林，战略性思维还欠缺一点，而现在需要的是战略，不是项目设计或活动安排。既然是战略，我想首先对后续战略要有个总体和全局的把握。以前我在劳动部主持国际合作司工作时曾做过年度工作计划，但一个部门的工作计划和一个国际机构的总体战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女工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也没有制定战略的历史和经验可供我借鉴。那一段日子，我处在高度的紧张煎熬之中，真是度日如年。

有一天突然灵感来了，我想可以在北京世妇会《行动纲领》的12个重点领域同国际劳工组织的职责授权之间建立连接点，在这上面做文章。我从《行动纲领》总框架的12个重点领域中挑出了“妇女与贫困”“妇女与经济”和“妇女的人权”三大领域，与劳动世界的就业、工作条件、劳工标准三大领域对应结合起来，作为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整体来考虑，全局把握后续战略。思路清楚以后，我感到豁然开朗，如释重负。这个后续战略从指导思想、后续内容到语言一气呵成，稿子完成后，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自己也被感动了，觉得这真是来之不易。后来平静下来一想，这不就是一年来自己全身心投入世妇会的准备工作，在工作中刻苦学习、认真思考、经受磨炼的成果吗？我体会到成功有时就存在于最后一下的坚持和拼搏之中，这往往是一个痛苦和煎熬的过程，但也是一个成长和收获的过程。

我把后续战略的稿子如期交给了会务司。理事会上，我首次以女工问题特别顾问的身份正式亮相。我坐在主席台中央，心中感到忐忑和紧张：提交的后续战略是众矢之的，会顺利通过吗？会像世妇会前准备的那份声明一样遭遇被否决的命运吗？我无法预测。我仿佛都听到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但一进入议题讨论，我倒平静了，显得很从容，因为说到底，我对提交的战略心中是有数的。我介绍了后续战略的内容，回答了政府组、工人组和雇主组提出的几个问题，后续战略在理事会得到顺利通过。此时，我内心的激动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因为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经历再多的磨难都是值得的。(https://www.daowen.com)

这件事对我个人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我对劳动世界里性别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由单个的、具体的点的层面提升到了一定的整体层面。尽管还是初步的，但这一步很重要。经过在劳工组织里一年多的顽强拼搏和制定后续战略的艰苦磨炼，我感到工作方向清楚多了。虽然前面的路不会平坦，困难还会很多，但我对自己更有信心和底气了。同时我看到了自己的相对优势，我对自己的职责也做了比较明确的定位。作为女工问题特别顾问，我首先是个管理者、领导者和组织协调者，这就要求我善于抓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不能陷到具体问题里拔不出来，不是追求自己去当就业专家或劳工标准专家，但同时又要求我对劳动领域里的各个方面和关键问题都必须有相当专业的了解和把握。我对自己的工作定位和比较优势的这个认识对我后来积极主动、大胆地开展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后续战略的制定，也使我赢得了不少同事对我主管性别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的认可和尊敬。理事会讨论后续战略时，好几位不同部门的同事都来旁听了会议。还有两位同事（其中一位是总干事办公室的高级官员）会后对我说：“Jane，你怎么想出这些点子的，太棒了！”

理事会召开前一周，会务司负责修改和润色会议文件的处长打来电话请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心里嘀咕了一下，觉得他找我一定没好事，可能是要修改稿子。结果他只是要我把文件中的两个缩写词WID（women in development）和 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完整拼写出来，便于大家看明白。然后他说他要对我表示祝贺，我感到诧异，问为什么。他说我文件写得好，简洁、清晰、切题，知道自己在写什么（you know what you are writing），还说我比一些母语是英语的人都写得好。这当然是过誉。他是英国人，我们不熟，没打过交道，我相信他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清楚，这次我受到称赞，并不说明我是个写手。但不管怎样，他的称赞还是让我挺高兴的。除了他的夸奖，人事司司长（她是美国人）也曾几次夸我的英文好，还有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同事也都讲过赞扬我的话。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底子远非厚实，还有很多不足。我把他们的夸奖看作对我这个中国人英语的规范和表达方式的肯定。每当此时，我就更加感激我的母校，感激老师对我的培养，是他们帮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后来我还被告知，由于我是这份后续战略文件的作者，我由此成为国际劳工组织历史上用英文起草理事会文件的第一个中国人。

这里我再接着讲一下前面提到的买车小插曲。我决定在开世妇会前不买车，怕出事。世妇会后，我想我的工作可以正常化了，不会再一天到晚疲于奔命了。我就买了辆小车，换了瑞士驾照，但开车不到半年就闯了祸。我这个人，按优点说，工作认真，工作起来满脑子就只有工作，一根筋。按缺点说，我没有大将风度，干事“举轻若重”，我拿得起，放不下。开车，最忌讳的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走神。出事那天一大早才6点多钟，我就匆匆忙忙赶着要去办公室给拉丁美洲局的高级性别专家发文。车子启动了，但我脑子里还在想发文的事。忽然，眼前怎么看到像超大万花筒里那样的东西，我连忙刹车，下来一看，糟了，闯祸了，银行的落地大玻璃窗碎了。原来，我头天晚上回家时，把车停在附近的银行前，这天一大早，我没倒车就直接朝银行的营业厅开进去了，撞碎了银行的落地大玻璃窗。幸亏车子和玻璃窗之间有一段很矮的小灌木栅栏，加上我启动的速度不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闯了祸，我不能逃逸，我站在原地，想等着看有路过的人给我做个证人。因为是清晨，等了好一会儿，没看到任何人，无奈，我只好开车去办公室。等9点钟劳工大楼里瑞士银行营业厅一开门，我就找到他们的主管，讲了撞碎玻璃窗的原委，烦请他通知那个营业厅说明情况，并留下了我的姓名、联络方式和我的保险公司电话。不到半个小时这个主管告诉我，他已把我的情况全部转达给了那个营业厅。那边的负责人告诉他，他们一上班就发现玻璃窗被砸，并立即向警察局报了警。警察局视察后的结论定为可能是被参加反全球化游行示威的愤青们（hooligans）砸的，因为那几天G7会议正在日内瓦湖边法国境内召开。那几年，G7开会时都会有规模不等的反全球化游行示威和打砸事件，有时甚至还相当严重。这次G7的开会地点离日内瓦很近，日内瓦市区很多商店都采取了防御措施，门窗外边都钉上了木板保护起来，所以警察局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那边银行营业厅也就依据警察局的结论通知了保险公司对门窗进行修换。估计银行营业厅不想，也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的“交代”而重启处理程序，也避免了让警察局为难，他们认为反正都是由保险公司去处理修理事宜。这样我就被动地但很幸运地免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