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断学业
1967年1月，高教部通知留学生回国参加运动。2月5日，我们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我们很快被卷进“文革”浪潮，因为没有所属院校，便被称为“归国留学生”，晚上睡在北京航空学院教室的水泥地上。个别南方同学不习惯北方饭食，把馒头丢进垃圾桶，北航同学就贴了大字报，批判归国留学生是修正主义苗子。为了避免学生之间发生冲突，上级把我们转移到友谊宾馆东北区（现苏园）。原来住那里的苏联专家已经撤走，家具也没有，我们继续打地铺。大家每天到高校看大字报，参加高教部运动，后来又争取到去外交部参加运动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步从亢奋走向平静，开始思考未来。周总理一直关心着我们，并于1967年12月17日接见部分同学，询问我们的运动和学习状况，要求大家搞好政治学习，加强身体锻炼，听党的话跟党走。为防止极左思潮扩散到国外，总理决定：学小语种的继续出国完成学业，学大语种的“提前毕业，优先分配”。总理说，外语一时用不上，安排工作有困难，大家不要着急，中央在考虑，学外语的学生去劳动锻炼，作为人才储备。根据周总理指示，1968年年初，部分同学陆续出国继续学习，我们学法语的留在友谊宾馆等待分配。
我们出国学习前，领导说万一国家急需，没毕业证书也要回国服务，没有想到一语成谶，我们提前毕业但没有毕业证书，直到1984年教育部才给我们颁发“学历证明书”。我们出国留学没正式毕业，工作后再没有攻读学位的机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不是”：既不是学士，也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
笔者的学历证明书
1968年，全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归国留学生红卫兵成立联合总部。我是归国留学生红卫兵勤务站（简称“红勤”）在总部的三名领导之一，负责分配工作。所谓负责分配，其实就是给军训团跑跑腿，接待招聘单位，协调各派同学报名，组织安排面试，将招聘单位确定的名单报军训团批准。三派同学虽然在运动中的观点不同，但对分配办法没异议，我的工作比较顺利。
当时用人单位很少，不要说外交部，就是到农村教书也不易。由于让我负责分配，任何单位招聘我都没有报名，那个时代同学们的觉悟都比较高。1968年3月，军训团李团长通知我说我被分配到卫生部。我从来没有报名，怎么会被分配呢？李团长说：“我们知道你没报名，卫生部看中你了，他们面试已确定11人，还缺1人。其他11位同学先去卫生部报到，你处理完手头工作再去。”他补充说：“这是最后一次分配，中央决定归国留学生很快要下农场。”我就这样服从组织决定，由此开始了40年的卫生外事生涯。(https://www.daowen.com)
1968年4月去卫生部报到后，我才了解了被分配的内情。卫生部负责招聘的同志从30多位候选人中选定11人，还缺1人。这时，他们遇到总部的一个同学，介绍说某某同学表现不错。卫生部同志说，那就请他来见面谈谈吧。这位同学说，他自己就是某某。结果给了卫生部同志不好的印象，他们便向军训团提出选我。我负责分配，从没想过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时候多数同学思想都挺革命的，我没毛遂自荐，反而被看中，这让我感到人还是没有私心的好。
和去农场的同学相比，我很幸运。但是，去农场的同学经过两年锻炼，遇到了新机遇。1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同学后来基本都被对口分配，分别去了外交、外贸、外经、外宣、外语、涉外旅游等部门工作。2014年，我们留学50周年，留摩同学编撰了一本纪念册，取名《归鸿追梦》。纪念册回顾了50年来大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我们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几十年来在不同岗位默默耕耘，为国争光，取得了喜人成绩。
纪念留学摩洛哥50周年，25位学友在京聚会合影。二排左一为笔者
我参与了纪念册的策划和编辑工作。小册子封面采用摩洛哥的著名清真寺为背景，上方的大雁象征我们这些归国留学生；封底是我收集的当年所有同学和老师的旧照，包括英年早逝的同学和联系不上的学友。正是：忆往昔，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看今朝，老骥伏枥，桑榆未晚。
留学纪念册封面和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