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的单位

在国际劳工组织里，女工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是个被边缘化的、很不起眼的单位。名义上有一位副总干事分管，实际上工作无人过问，无人关心，所以工作起来困难比较多。办公室编制很小，只有一位秘书和一位负责资料的半日制秘书，没有配备任何专业人员。此外，还有两位荷兰政府派到劳工组织短期工作的JPO（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青年专业人员），在劳工组织叫助理专家。这样一个小部门是整个国际劳工组织性别问题对内对外联系协调的窗口（focal point），负责劳工组织总部和三个地区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及中东欧地区的女工和性别问题。这种状况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那时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各专门机构），性别问题不在主流工作的范围内，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广泛重视。当时面对这样的职责和工作环境，如何开展工作，我心中无底。业务工作中有困难，我不怕，但有职无权，无资源又被边缘化，我发怵。我期待向我的前任取经，期待她同我分享工作体会，但她与我交接工作十分简单，主要就是说我们办公室要负责劳工组织参加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简称“世妇会”）的筹备工作。关于劳工组织的性别项目和活动，她一句带过，说都在档案卷宗里，可以自己查看。对劳工组织在性别工作方面的总体目标和工作重点她没有做任何介绍和交代。她以这样的态度交接工作令我十分诧异，这种情况在国内绝对不可能出现。我很自然地想到在国内时，我从外交部到劳动部报到上班的情景，想到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十分感慨。我在劳工组织工作了10年，确实感到工作氛围很不一样。在国际组织里，同事间主要就是单纯的业务关系，只谈工作，就事论事，思想不“见面”，没有“心”的交流。起初我很不习惯，因为长期在国内工作，即使在驻外使馆工作，使馆内的工作氛围跟国内也一样，我们有学习、开会，有组织生活，同志之间会交流思想。我记得有一次来日内瓦开劳工大会的李伯勇部长问起我在日内瓦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我说，在国内时，有时觉得开会开得太多了，嫌烦，到了劳工组织，不开会了，还挺想开会的。他听后哈哈大笑。后来我听国内来开会的同志说，李部长回国后同他们讲，这个老张（指我）真逗，出去了还想着开会。

我前任同我交接出现的情况虽出乎我的意料，但对我的情绪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说到底，女工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是个最被边缘化的小部门，预算少，没有什么技术合作项目，研讨会也不多，要了解这个部门的工作并不难。真正难的是这样一个势单力薄的小部门却要承担整个劳工组织的性别工作大任务，这一“小”一“大”很不匹配，这是我觉得难的地方。再加上我没有与性别工作相关的专业背景，初来乍到，人微言轻，我能服众吗？特别是，我一上任就要负责劳工组织参加第四次世妇会的筹备工作，没有时间熟悉业务，工作不知从何下手。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