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改变性格
1969年1月23日，我们这批到安徽北部插队的中学生，坐上了一列运送知青的临时加车离开了上海。车开得很慢，第二天下午把我们拉到目的地——安徽省固镇县。
下车时，天上飘起了雪花，像是欢迎我们的到来。县里张罗着给我们找地方歇息，学校教室、机关礼堂、办公室都打开门，让知青们进去喝口热水，吃点馍，有个过夜的地方。
一早，蒙眬中我从一个陌生的小城醒来，屋外已是白茫茫一片，大雪把小县城压得更挤了。因为雪太大，我们只好又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三天才离开县城奔向各自的公社。我们区几所学校的学生被分到任桥公社。任桥，是京沪线上的一个小站，离县城30里。任桥站是公社所在地，除了一个小火车站，还有一条短短的泥路小街。
几十个上海知青和各队来接知青的人，把雪后那条泥路踩成了泥浆。一个公社干部在知青和各生产队来的老乡中间走来走去，先核对知青的名字，然后再询问哪个生产队要。老乡们与电视连续剧《白鹿原》白嘉轩等那些生活在20世纪初的原上人一样，穿着自己织染的黑色粗布棉衣棉裤，上衣没有掐腰，上下直筒，大大的裤腰两边叠起来，用一根布带或草绳绑在腰上，既固定了裤子，又收紧了宽松的棉袄不让风溜进去。我们五个男生去了一个离车站六七里地的小村。村里来的老乡们把我们的行李放上牛车。那个年代，淮北农村用的牛车，轮子是木头拼成的，没有辐条，铁钉铁圈把木块箍成圆形，木制轮子中心打入铁轴，车轴与车辕上安置好的铁瓦直接摩擦，没有轴承。为了能承受车载物品的重量，耐得住地里的石头疙瘩和坑洼沟坎的颠簸，车架车帮做得很沉。遇上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老乡在前面拉着牛，我们跟在牛车后面推。那六七里地，走得好艰难，每挪动一步都要先拔出几乎被雪埋到膝盖的一条腿，踩下一脚，再侧身拔出另一条腿……牛车在雪地上碾压出深深的辙痕，也许是想告诉我们前路漫长。
我们的大队名叫“迎水”，这名字浪漫，带点诗意。我们去的前张村，全村都姓张，有一百多口人，十头瘦牛、两头驴，一千亩地。在雪原上跋涉几个小时后，终于走进了村子。十几个泥巴堆垒起来的土屋，零星点缀着三四棵枣树，就是我们的新家园。
我们住进了一个贫下中农家里。几个月后，队里把国家给知青盖房配发的木料，盖了牲口棚。牛搬进新居，我们搬到旧牛棚住。我们在那个旧牛棚一住就是三年。
淮北平原，不算北方也不算南方，南北气候在此过渡交叉，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南北气候的不利因素都出现在这里。贫瘠的土地，不下雨就旱，一下雨就涝。村里地多人少牛瘦，牛比人还金贵，为了让牛歇息，我们几个常干牛干的活：犁地、拉耙、送肥、运庄稼。这些活中，最累的是拉犁。为了达到深耕的目的，犁头必须插得尽可能地深，拉犁的人还不能太多，不然前面犁好的地又被踩实了。我们五个人正好拉一张犁，每人拿根绳子系在预先拴在犁上的一根粗绳子上，再把绳子套在肩膀上。身子尽力前倾，打着号子，两腿使劲往后蹬，两手扒着地面往前挪，每挪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劲，犁头才会往前移，才能把板结的土翻起来。一天下来，肩膀上满是绳子勒出的血印，脚肿手胀，浑身酸痛。按规定，到生产队后由公社粮站给我们提供六个月的粮食，六个月后，小麦熟了，收获了麦子，国家便停止供粮，今后的生活就全靠生产队分的粮食了。收获的季节到了，但并没有带来喜悦，上一年种下的冬小麦长得稀稀拉拉的，颗粒也很小。交了公粮后，不论男女老少，村里每人分得25斤麦子。按照植物生长期，这25斤麦子要吃75天才能接上秋粮。
我们五个刚过20岁的小伙子加起来一共125斤小麦。这125斤小麦磨成面粉，加上磨面剩下的麸皮，我们省吃俭用，勉勉强强维持了一个月，连麸皮也吃光了。面缸露底，锅碗舔尽，五个人坐在屋里大眼瞪小眼。
知道我们没得吃了，大爷大娘们来看了好几次，大娘们看得流泪，大爷们看着就讨论起来。最后，队长带着村里几个有威信的老人，到大队去“请愿”，表示这五个上海来的学生干得不错，能吃苦，能干重活，为生产队出了力，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村里，要求大队公社能补给粮食。他们的请愿还挺管用，经公社批准，大队又给了我们每人50斤小麦，帮助我们维持到秋天。老乡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把前张村当家。
人民公社社员的劳动报酬主要是通过实物分配来完成的。生产队以记工分来计算劳力的付出。一般以男劳力一天一工十分为基线。妇女给八分。队上根据当年的粮食产量，交公粮获得的钱除去交给大队的公积金和生产队需要自留的资金，算出一个工分合多少钱。第一年，因为刚来，队里只给我们记妇女的工分，每天八分。那年我们队一个工合到一毛钱，我们每人干一天挣八分钱，除去分得的粮食和其他东西，一年算下来，我们欠了生产队两元钱。(https://www.daowen.com)
同甘共苦换来了乡亲们的信任，他们为我提供了发挥的舞台。我在大队小学当过几个月代课老师；我给大队、公社写通讯报道，还到县里组织的通讯员培训班介绍经验；“学大寨”工作队进村，给大队弄了辆东方红四轮拖拉机，队里让我给一个会开拖拉机的社员打下手，干点摇手柄、加油和清洗活塞一类的事。地里有活就在地里干，地里的活干完了，就出去跑运输，拉砖拉煤，给队里挣点钱。
在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不愿意教别人。年轻人都对开车有兴趣，我于是偷偷学，看多了，心里有了底，手开始痒痒了。一天和师傅出去跑长途，停在路边休息，我斗胆坐到驾驶座上把车发动开了一段路，又转回来。师傅看我起步平稳，行车、换挡、加速、倒车、停车一系列动作下来，还行。从那以后，我又多了个角色：拖拉机驾驶员。慢慢地，名声传开，公社就叫我去参加安排生产、公粮征收、征兵招工等各种会议，公社知青办让我去接待知青慰问团等工作。我们几个还被评为“安徽省模范知青集体户”。1973年，刚刚恢复的公社团组织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团员。大队团支书跑来找我，给了我一张表，吩咐了句“赶快填好交上来”，三天后我就去公社参加团员的活动了。
新家
拖拉机手
和我联合国生活关系最紧密的一件事应该是，我从上海带了本《赤脚医生手册》来，曾抱着那本书和大队赤脚医生一起给人看病。淮北的经历是无奈，淮北的经历是苦难，命运改变性格，淮北的经历改变了我。那是场脱胎换骨的改变。我懂得了要坚强，要努力，要靠自己。只有坚强才能面对，只有努力才能改变。
法国作家福楼拜说：“人的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非是功成名就的那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的挑战，以勇敢迈向意志的那一天。”
我的联合国之路，从这个叫前张的小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