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螃蟹”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我被提为卫生部外事局联络处副处长，1983年晋升为副局长。起初我有点不安，不过组织如此信任我，自己还能说什么！令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那时晋升是不涨工资的。
职务晋升给了我更多锻炼机会。卫生部老领导忠诚于党的事业，带领年轻人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对外开放初期，工作上并非一帆风顺，常遇到不同意见、思想羁绊、政策滞后的情况。钱信忠部长是长征干部，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螃蟹”。在老领导指导下，我见证或亲历了当年的困难、困惑，更加体会到成功的欣喜欣慰。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年邓小平同志访美，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邓小平同志访美期间，双方于1月31日签订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6月22日，两国卫生部门签署卫生合作议定书，这是两国政府业务部门间的第一个协议。我当时是卫生部外事局联络处副处长，参加接待、谈判、签约。我和英语翻译参与和美方谈判，字斟句酌，讨价还价。当对方不得不接受我方提案时，我们兴奋得难以言表。钱信忠部长和美国卫生部加里法诺部长签字时，我为钱部长助签。1981年黄树则副部长率团访美，商谈第二期合作，我再次参与其中。双方在肿瘤、心血管、妇科、儿科、眼科、免疫、流行病、公共卫生等十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延续至今。
协定签字（右侧为钱部长助签者为笔者）
1980年是中美建交第二年，钱信忠部长率领中国第一个部长级代表团访美，结识了赛克勒博士。1981年赛克勒博士应邀来访，双方商讨合作出版《中国医学论坛报》，引进国际最新医学信息。当年秋天黄树则副部长访美，双方在纽约正式签约。这是我国第一次和国外合作办报，政治敏感度不言而喻。卫生部与各有关方面反复沟通协商，经三年艰苦努力，《中国医学论坛报》于1983年7月创办，受到医务工作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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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赛克勒博士（右）及其助手卡特（左）合影
1981年9月，中国和丹麦创办了医学生物学研究生培训中心，这是我国首次接受外国官方发展援助。丹方无偿提供先进设备，派专家来华任教。项目的起源是钱部长1977年访问丹麦，结识了国立血清研究所西姆所长，双方初步酝酿项目。钱部长回国后，安排我落实。经贸部那时没开展过类似项目，我们没先例可循，边干边学不断摸索。我参与同有关部委协商沟通的工作，从给国务院打报告、与丹方谈判、办理设备过海关的手续、组织招收学员，到策划落成典礼、协调管理，这是一系列全新的工作。其间我遇到了种种难题，经过几年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受到了很多锻炼，为日后取得更多外援获得了有益启示。
1984年开院的中日友好医院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化医院，由日本政府无偿援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1979年访华，钱部长从那时起便酝酿，争取与日本合作建设现代化医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参与了部分工作，深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批准立项、开工兴建，饱含着老部长、老领导、老同志的辛勤、辛苦、辛劳。
我任副处、副局期间，参与了“三引进、一培养”工作（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培养人才），为卫生事业现代化服务。如80年代初，我们通过对外经贸部接受了澳大利亚对华的首批官方援助，选派32位医生赴澳进修，邀请澳方专家来甘肃等地开展克丁病防治合作，从澳方引进国际标准输血袋生产技术等。又如，我们通过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接受了意大利对华首个援助项目，为北京急救中心提供先进急救车等装备。再如，1982年外事局在部领导支持下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医疗卫生服务公司。1983年12月，我兼任公司总经理，1984年年初组建了公司实体，为开展民间对外合作奠定了基础。
我做了10年处、局领导的副手，我认为，副手要有理解力与执行力，必须学习。古人云“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所谓善学，不只是从书本、文件、会议中学习，更要向实践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年轻人，要学会观察领导怎样干、为什么那样干，体会其思想方法、处世态度、办事经验。个人的进步，靠自己的努力，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不仅“学会”而且“会学”。我的进步离不开老领导的教导指导、关心关爱。我从普通翻译成长为副处长、副局长，十分感激薛公绰局长、徐守仁局长、程克如副局长、李家蕙副局长付出的心血。
笔者（左一）和外事局老领导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