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打独斗
我在国内参加争取外国政府援助的项目，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世卫组织情况不同。我们资源动员规划这个部门有10多位职员，其中5名外交官来自美国、瑞典、意大利、日本和中国，我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职员。世卫组织有25个主要捐款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荷兰、挪威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我们几名外交官分管的国家基本包括本国政府，如瑞典人分管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这些国家捐款总和排名第三；日本人负责分管日本政府的捐款，基本三年轮换一位职员，都来自厚生省。中岛宏任总干事期间，日本捐款较多，1995年名列第三。和发达国家的职员相比，我的处境相当之困难，我到任的1994年，中国捐款仅16.5万美元，1998年至2003年增加到每年17万美元。而英美等国的捐款高达1亿美元，和我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我分管中国，理应争取增加捐款。但是，我无能为力。捐款涉及国内诸多部门，国家财政能力、对外政策，都超出卫生部的管辖范围。更为无助的是，过分积极争取增加捐款，又要担心有人质疑我的动机。内心的苦恼难以言表，既要“诚信”又要“敬业”，既是国际公务员又是中国人，实在感到两难。
国际公务员位卑言轻，对国内决策产生不了影响。然而，面对挑战又不能束手无策，无论如何也要有所作为。中国一时不能提供更多捐款，我便花力气研究分管的发达国家，分析他们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
196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经合组织）成立，后来陆续加入了其他的一些国家。经合组织确定各国的发展援助金额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0.7%。我入职时，北欧和卢森堡等已达到或超过这个目标。但多数国家没有达标，平均仅0.22%～0.25%。美国援助的绝对金额很高，但是比例最低，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因此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大有潜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达国家的自愿捐款基本都是“戴帽下达”（earmarking），这也是发达国家捐款的主要原因。我还发现，大部分国家是外交部和卫生部共同负责这项工作，两个部门的视角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外交部考虑外交关系，卫生部侧重本国业务强项和专家需求。我搞筹资工作，应当换位思考，分析他们的差异，促成不同部门达成共识，从而争取到更好的效果。我调研、掌握了更多信息，了解了不同部门的考量及其背后的原因，因此谈判时更有说服力，从而占据了主动地位。作为负责筹资的外交官，还必须和组织内部各专业部门密切协作，他们是专家，了解捐款国防治疾病的经验、科研强项、各类专家的兴趣。只有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筹资才会有更好的效果。(https://www.daowen.com)
布伦特兰1998年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我们部门升级为政府、私立部门与民间社团关系司（Department of Government，Private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 Relations），筹资对象从会员国政府扩大到私立部门和民间社团。有人建议我竞聘司长职务，我没同意。我虽未参加竞聘，但在工作中继续保持诚信与敬业。我们司来了一位F国籍的年轻司长，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他提出建议，例如不能只依靠我们现有的几位外交官，建议他组建跨部门的筹资团队，请总部9大部门（cluster）各派一位代表，集思广益，每周召开例会，介绍各捐款国的最新进展，请业务部门反馈各国捐款的执行情况。又如，培训筹资团队成员，通过他们提升各部门技术官员的筹资技能。受上级领导委托，我在培训班介绍我的研究成果，统一项目申请程序，规范申请书格式，确定项目实施报告格式；我讲授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技巧，包括很多细节，如申请函不能超过三页纸，内容要简明扼要，突出项目的必要性、捐款国的可能性、预期成果等等。培训受到了各部门同事的称赞。再如，我建议我们司成立三个处，改变了司长事无巨细的管理办法。我的建议得到了上级批准，于是新成立的“政策协调处”他们让我挂帅。司长职务我都没竞聘，自然婉谢了当处长的好意，我坚持继续做熟悉的政府筹资。我认为，要想在国际组织站住脚，必须做出业绩，我和所分管的国家政府有关部门、驻日内瓦代表团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筹款数额占各国政府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一。所以我认为，放下熟悉的工作，搞所谓政策协调，既不明智也不现实。政策从来都是高层确定，岂容下级协调。我的工作之后一直得到历届领导的好评。
例如，一位处长写道：“宋允孚是一位尽职尽责、备受赞赏的同事，具有广泛技能，外交并有效地处理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他在本组织内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处理问题时总是凭借扎实的判断和经验。”
司长的评语说：“宋允孚是这个部门有价值的人。他是资源动员团队里一位全力以赴的成员，对资源动员团队的贡献得到了同事们的高度赞赏。他认真、守时、积极肯干，工作可靠，观察问题全面。他与各国代表团关系良好，他的随和与礼貌受到赞赏。他有必要在更高层次建立联系，更好地运用他的分析技能，提供本组织所需要的‘政治智慧’。这方面有进展，仍需继续朝此方向努力。”
领导的评价，基本反映了实际情况。司长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也是批评，但反映了我的思想状况。国际组织是行政管理机构，和所有行政机关一样，下级服从上级。普通职员位卑言轻，高层难得听取你的“政治智慧”。国际公务员在国际组织的职务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机遇，如果能适应自己的岗位，发挥自己的长处，取得公认的业绩，那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