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中国经社理事会理事

2009年，中国经社理事会致函给我，通知我被推荐为理事会的理事。这是我没想到的。在那之后的5年间，我非常荣幸每年作为中国经社理事会代表团成员参加中欧经社理事会一年两次的圆桌会议。圆桌会议分别在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国召开，每次讨论一个主议题，同时上一个新议题。因为几乎每次会议议题与就业和劳动世界其他问题有关系，如体面劳动、劳工标准、社会对话、职业培训、创业等等，所以基本上每次我都有上会的任务。我想这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圆桌会议的议题大多与社会和民生问题相关，我在劳工组织工作10年，回国后又在就业促进会任职，对国内外劳动领域情况比较熟悉。其次是语言问题。中国经社理事会经费有限，不能给专家们都配备翻译，所以我的外语优势就派上了用场，我被安排上会的机会就多一些。虽说我是一人“战斗”，从材料收集、写发言稿、英文翻译直到幻灯片的制作全是我独自一人完成，但我背后有高效、高质量的非正式团队做后盾支持我，如果我需要什么最新的材料，就业促进会的小字辈们都会积极给我搜集提供。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当主管就业的副部长知道我需要我国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出台的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的相关材料时，他马上让秘书迅速提供给我。这些都是对我最暖心的支持。虽然每次参会我都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我只要想到自己还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来回报国家和社会，我就感到特别幸福。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分享一下我对于经社理事会讨论的感受。有一次，欧盟方面提交的议程方案中的主议题是migrant workers（移民工人）。这个问题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政府和民众非常关心的社会和安全问题，而我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会前经社理事会副秘书长和我一道同对方讨论议题安排时，我们向对方说明，虽然议程是migrant workers，但双方讲的内容不是一回事。欧方讲的是在欧共体内部各国间以及从共同体外部进来的移民工人问题，而中方则是在migrant workers议题下讲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主要是双方加深对对方关注的社会问题的了解。我在准备发言稿时，重点放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如何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介绍政府在就业、培训、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安排，以及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农民工”的英文翻译，当时也没有统一的英文译法，有用peasant workers、rural workers和farmers的。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准确表达出“农民工”的意思，对方也不见得听得明白。我的英文处理是rural to urban migrant workers（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工人），我觉得加上rural to urban有助于对方了解我们说的农民工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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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中欧经社理事会年度双圆桌会议上和与会代表合影。左一为笔者

我作为中国经社理事会的理事参加的会议和活动，主要是以介绍中国情况、讲好中国故事为主，增进同对方的相互了解。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要求自己对国情和国家的政策有很好的了解和掌握。在向对方介绍情况时，又要注意从对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对方的关注点，尽量用他们听得懂和习惯的表达方式讲述我们的故事，这样就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真正促进相互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