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领域年长的新兵

1991年，我在党校学习期间，外交部领导找我谈话，说劳动部领导请外交部支援，希望推荐一名干部到劳动部过渡半年后到国际劳工组织任职，接替在国际劳工组织担任助理总干事但即将退休的那位同志。在几名候选人中我被劳动部挑选上了，他们希望我积极考虑。我当然接受了这个挑战性的安排，那年我已经51岁了，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这样一个职业转换不可谓不大，这意味着我要从工作了将近17年的自己比较熟悉的外交翻译领域转到此前没有接触过的劳动领域，一切再从头学起，从头干起。去劳动部前，部领导告诉我在劳动部熟悉半年劳动业务，不担任任何职务，然后去日内瓦接替那个高级职务的同志。但当我到劳动部干部司报到时，司长告诉我先去外事司上班，担任外事司第一副司长兼劳动部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干部司司长的这番话把我弄糊涂了，我把外交部领导交代我的任务转告了她，而且特地说明外交部领导交代我不担任任何职务。干部司司长说关于我的安排是劳动部阮崇武部长亲自决定的，让我安心在外事司干起来。关于兼任国际劳工研究所所长一事，她叫我不必担心，有宋晓梧副所长实际负责全面工作，我只是挂个名而已，主要是出于日后推荐我到劳工组织工作的考虑。我听后当然感谢组织对我工作安排的周密考虑。(https://www.daowen.com)

当时正值劳动领域进行力度很大的改革，涉及劳动法的制定和劳动领域的诸多方面，急需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为了做好工作，我必须尽快熟悉劳动领域的业务。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劳动部领导亲切的关怀以及业务司局同事们的热心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就业司的同事们，他们还邀请我参加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试点的国家级项目。这个项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研究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就业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建立城乡衔接的劳动力市场。参加这个项目使我有机会到安徽、山东等省接触改革实践的第一线。在那里，我感受到正在涌向农村的改革浪潮释放出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他们要走出农村，他们要就业。同时我看到，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们这方面改革的步履十分艰辛，涉及的问题太多，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过去，我对基本国情了解不深、不透，此时有机会补课，我很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越学越觉得有意思，越学越觉得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有一次，大概是我到劳动部工作半年以后，阮部长问我到劳动部工作的体会。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回答说：“我感到特别充实，觉得自己的双脚现在站在祖国的大地上，不是悬在半空。我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有一些体会了。”这是我从心底深处迸发出来的感受。阮部长听了后很高兴地说，劳动工作大有干头。那时，国际上大的形势和我国同劳工组织的双边关系仍然严峻，劳工组织甚至还冻结了我国和苏联在劳工组织里的两个助理总干事的高级职位。在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属于劳动部同劳工组织交涉和斗争的范围。在个人层面，原先组织安排我在劳动部“过渡”6个月，然后去日内瓦任职的安排显然不可能了，甚至可能已成为泡影。但就我本人来说，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因为我感觉在国内劳动领域工作很有意义，非常充实，对原先只有外交工作经历的自己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补充。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不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深切地感到，对国情有深刻的了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是做好工作的基础。特别是现在进入了新时代，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对国情和世情应有更好的了解，才能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