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性别审计项目

2000年年初，计划预算司司长得知我们在制订的性别平等行动计划里要提出开发性别审计（gender audit）项目，因为涉及预算，有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来问我是如何考虑的。这位司长资格很老，是计划预算专家，我想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他只跟与数字有关的预算、核算和审计打交道，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性别审计，估计他不知我们向他要预算是要搞什么名堂。他的这个态度也不奇怪，因为性别审计确实是个新事物，开发是带有开创性的。我向他解释说，在北京世妇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建议里提到了性别审计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这个项目的开发是个重要工具，有助于推进性别主流化战略。他听了后没做任何反应，只是用带有质问的口气问我是否知道如何做。我坦诚地回答说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学着做。同时我告诉他，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机构做过，我们是第一个。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过了一周，索马维亚的高级顾问苏珊到日内瓦出差，见到我时对我说，计划预算司司长已经告诉她了，说张幼云没有做过性别审计，也不知道如何做，但她在性别行动计划里却把性别审计作为项目列出来了。苏珊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这位计划预算司司长主要是以我没有做过此类项目为由不想批给我们预算，我不必太在意。但鉴于这个项目的意义，我一定要争取苏珊的理解和支持。我向苏珊讲，由于这个项目具有开创性，劳工组织值得尝试，我和同事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开发出来。由于我的态度明确，坚信开发的方向是对的，我最终得到了苏珊的认可和支持。虽然我当时对性别审计远谈不上有深刻认识，但我认准它是落实性别主流化战略的一个有用的工具，相当于开发一个透明的问责系统，有助于建立组织机构的性别文化。最终，性别审计项目被保留在了行动计划里。此后，我们就全力以赴开发这个项目了。

性别审计立项成功后，我立即开始寻觅专家，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性别审计没有机构做过，没有现成的专家资源，我们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到处有目的和没目的地打听。好不容易费了大力气在远离日内瓦的大洋洲找到了一个专家，却未曾想到在她即将来日内瓦同我们见面前夕被查出患有疾病需立即住院治疗。无奈，我又接着开始新的head-hunting（物色人才）。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我们找到了荷兰的一个研究所，同他们达成了合作开发项目的协议。(https://www.daowen.com)

这个项目在国际上，包括在联合国系统和国际机构里，都尚属首个。如果说北京世妇会给推动性别平等方面带来了“社会性别与发展”新理念，开启了性别纳入主流战略的新阶段，那么性别审计则是在组织机构内通过群众参与式的方式建立和落实了性别主流化的问责制。这个项目经过不断的充实和完善，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20年前的一颗小种子，现在已经枝繁叶茂了，为组织的文化，特别是性别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按照当时联合国的规定，1991年后入职联合国的人员的退休年龄从此前的60岁推迟到62岁。据此，我应在2002年8月31日退休。但2002年春天，离我退休还有半年时，有一天索马维亚的高级顾问苏珊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总干事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性别平等局的工作还要继续扩大和加强，总干事希望我能推迟一年退休，希望我能接受。我听后，心情又高兴但又有些说不清楚的感觉。一方面，高兴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认可，对国际公务员来说，被要求推迟退休的情况不多。如果推迟退休，我还有时间做还没有完成的几件重要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毕竟62岁了，这些年我都是独自一人在日内瓦打拼，和在驻外使馆任职的老伴已经分开了8年，我们每年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当然，最后在他的支持下，我还是非常高兴地推迟了退休，之后，又应总干事的要求，又再延迟了一年。最后这一年，我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被派到劳工组织北京局工作，直至2004年8月我64岁正式从劳工组织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