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职场很酷
“cool”在英语中有冷的意思，现代流行语的“酷”也来自这个词。我觉得用“cool”来形容联合国职场的氛围挺合适。联合国的工作环境乍看是有点冷，当你基于自己的职责真正走进她、了解了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她给予你的充分自由、信任、宽容和机会。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就曾说：“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能让每个人都发挥其最大潜能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
联合国职场的氛围由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性、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的工作人员形成。虽然差异很大，但大家聚集在一起，必须协同作战，实现共同的目标。
联合国职场的自由空间，也来自精简高效的组织结构。联合国机构层次少，带“长”字的“D”级官员少，副职少，决策和行动链的环节少。联合国机构常常采用协调员制度，协调员不是长官，少了长官意识，既能各司其职，又能协调合作。
工作的自由空间还基于上司的明智和胆识。一个好领导，三个标志：指示明确，给部下提供机会，事情面前敢于担当。
联合国职场，为每个合格的工作者提供了自由思考、放飞想象、充分表述、采取行动、享受成就感的机会。享受自由职场的人就会利用自由的职场，努力把每件事干到极致，干到完美。“Complete Staff Work”教你怎么在很酷的职场，做个很酷的职员。
世卫组织设置传统医学项目的目的是把传统医学带入医疗服务体系中，为人人享受健康做贡献。在世卫组织负责传统医学项目，我想干些对传统医药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事。
1992年3月，我申请召开一个有关草药安全性有效性研究的专家会议。但在司长们的晨会上，该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当天，区域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觉得在做出最后决定前，应该给我申辩的机会。
区域主任有丰富的经验，对世卫组织了解透彻，有关世卫组织的事，在他面前一定要说真话，不然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他极其聪明，想在他面前蒙混过关，绝不可能。与他对话，他会一直看着你，但不只盯着你的眼睛，而是全方位观察，通过你的表情、你的小动作来判断你的自信心。他会很认真听你讲，时不时打断你，问些问题。他的问题往往很尖锐，切中要害。比如，传统医学的有效性能不能被证实？有没有必要证实？被证实有效的传统医药还是不是传统医药？他的那一串问题，至今国内有些人士还在纠结。听了我的解释后，他说，好吧，立马在我提交的申请报告上签字同意。在我走出他的办公室前，他再叮咛了一句：“好好干，不要搞成教科书样。”我回答“Yes，Sir！”他笑了笑。
通过几次专家会议，我们制定了《草药安全性有效性评估指南》。然后，一鼓作气，我又组织制定了《针灸临床研究指南》。以这两个指南为基础，我们举办了培训班，提升传统医学的科研能力。
草药研究研讨会
针灸临床研究方法研讨会
1993年，我提出要搞针灸穴位定位标准。区域主任也给了我申辩的机会。他问了两个问题：针刺穴位的偏差会不会影响治疗效果？中、日、韩之间能不能达成一致？这件事后来也搞成了。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那时正是他不时为难我，不惜在大庭广众下羞辱我的时候，但他仍然让我借助于联合国职场的自由空间，施展手脚，干点实事。
1995年，我开始推动监测草药重金属含量和农药残留量，以及传统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老话说“是药三分毒”，但涉及传统草药不安全的问题，就变得很敏感，常常会引起一些过度反应。有人在会见区域主任时，提出了对监测传统药不良反应的担心与异议。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公共卫生专家和卫生外交官员，区域主任并没有当场回应会员国的责问。他给自己留出时间来了解我提出做这件事的理由。他把我找去，提了几个问题。在他手下工作了几年，我觉得他提问的目的不仅仅是给部下提供一次解释的机会，还是给部下一次再思考的机会。
几本草药和针灸研究与使用的指南
我们那次谈话后，他从他所能接触到的层面帮助我做工作，争取会员国的理解与支持，其他具体的事由我来进一步完善。我利用不同的场合提出传统药物可能产生不良反应，把问题摆上桌面，使之成为公开的议题。虽然阻力重重，1997年2月和12月，我们还是先后召开了两次有关传统药物不良反应监测的会议，让一些国家相关政府机构和学术界的关键人士参与进来，让他们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传统医学在体制外活动。把传统医学纳入政府认可的医疗服务体系中，是传统医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把传统医学纳入医疗服务体制内，需要政策和法律的保障。我们支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以及新加坡政府制定中医法、中医师注册法规。我们帮助蒙古、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制定国家传统医学的政策。
考虑到太平洋岛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萨摩亚首都阿皮亚组织了太平洋岛国传统医学高官会议，发布了《阿皮亚行动纲领》，提供为岛国“量身定做”的行动方案。
2001年，我启动了世卫组织西太区国家间建立草药使用与安全的合作机制工作。2001年11月27日至30日，西太区在韩国组织了草药标准和监管协调框架专家工作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到组建一个传统药监管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会议同意了我的建议，指定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组成一个临时工作小组和西太区一起筹办此事。(https://www.daowen.com)
在新加坡（右二）
在蒙古（右二）
参加草药不良反应监测讲习班（左二）
太平洋岛国传统医学高官会议合影
2002年3月，我们再接再厉在北京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为策划中的草药协调论坛制定一个“基本文件”定下了相关事项。
与大多数我组织的专家会议一样，会前我会根据会议的目的和期望，自己先起草一个文本，在会上发给与会者，让他们评论，改动修补，也可以推倒重来。这个方式可以基本保证会议能弄出个有价值的产出物。
这次会议的难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药品监管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药品监管当局负责药物审批药物生产与进入市场的许可，药物的标准、安全与使用。这些事不仅与病人的安全有关，也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与会者关注的是这个计划中的合作机制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合作机制的合作范围和工作模式、各会员国在合作中的地位和关系，决定是怎么出来的（也就是谁说了算）。所有这些事项的敏感性使会议主席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众多的发言者东一句西一句，想法各异，建议也很多，会议书记员根本跟不上节奏，会议实际上已经失控。
草药合作韩国会议合影
在草药合作北京会议上与陈冯富珍合影
我只好亲自上场。我让会务人员把桌椅挪成半圆形，与会者围着坐。中间放张桌子，桌上放电脑，电脑前放投影仪，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屏幕。我把讨论稿打在屏幕上，一个人既当“会议主席”，控制会场的气氛与节奏，又当“书记员”，根据与会者的发言、争论，谨慎地选词，逐句逐段修改。每一个改动都显示在大屏幕上，反复征求意见，在最大程度上征得满意。每天散会后，我抓紧时间把当天会议的纪要整理出来，让秘书抓紧复印出来，我俩再分头塞进每个与会者旅馆房间的门缝里，保证每个与会者能在第二天的会议前看到前一天的会议纪要。若有任何建议或修改意见，可以及时提出。
会议最终形成的“基本文件”，确定草药协调论坛是分享信息的平台，会员国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出席论坛的代表可以包括会员国药政当局、相关研究单位与有兴趣的制药协会。论坛的组织机构包括两年一次的论坛大会、常务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与各委员会的专家小组。“基本文件”保证了论坛能长期、有效、有成果地合作。
2002年5月，草药命名与术语小组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其他小组委员会也先后召开会议，这个论坛正式运转。
2003年我调任驻太平洋岛国代表后，淡出了传统医学舞台。退休回国后，偶然从网上看到草药协调论坛仍然活跃的消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起者和“助产士”，我很高兴多年前干了件现在仍然有用的事。
我在世卫组织工作的20年，正处于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年龄段。我感恩于生活，感恩于世卫，给了我自由翱翔与搏击的机会，虽然时不时遇上狂风暴雨，但我仍是如此享受这20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