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那几年国际劳工组织同我国的关系几乎降到冰点。国际劳工组织劳工局与我国的技术合作项目全部停止。我们遵循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示精神在国际劳工组织里有限地做些工作。每次我们去日内瓦参加理事会会议主要是就所谓的“中国案例”同劳工组织进行交涉，其他活动不多。

1994年3月，劳工组织决定成立一个由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成员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为参加1995年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简称“社发会”）做准备。这是联合国首次举行的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首脑会议，主要围绕消除贫困、减少失业、增强社会和谐三大主题展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这次会议是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我觉得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争取成为劳工组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尽管大的政治环境不利，但我们在理事会亚太政府成员组内与小组会员国的工作关系维系得还不错，这也使我对我国争取成为亚太政府成员组代表参加委员会抱有一定的希望。于是我积极在小组内游说，除了某一个国家，其他会员国都支持我们，我觉得我们进委员会问题可能不大了。但就在宣布委员会名单的前一天下午，亚太政府成员组组长澳大利亚劳工参赞突然约见我，告诉我理事会工人组主席刚向他转达了工人组反对中国进委员会的态度。鉴于当时国际上和劳工组织内部总的政治气候，亚太政府成员组组长只好表示小组注意到工人组的意见，将对小组代表人选进行重新考虑。我听完后对澳大利亚劳工参赞的努力表示感谢，感谢他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对他的无奈表示理解，但转身我就跑到一个无人的会议室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来回大步走，一边流泪一边口里不断重复说“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压住自己内心的愤慨和无奈！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那时理事会里有两个工作委员会，都被那个国家以亚太政府成员小组代表的身份占据了，现在那个国家又要进这个委员会，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一个委员会都没有进去，我觉得太不公平了。我自言自语道，邓小平同志讲的是八个字，“韬光养晦”后边还有“有所作为”四个字。我觉得要为改变这个状况而“有所作为”一下。我知道，这是外交斗争，不能意气用事，“斗”必须讲策略，要有理、有礼、有节。经过一番小博弈，最后，前面说的那个国家退出了国际劳工组织都灵培训中心政府成员组的代表席位。1994年3月，都灵培训中心管委会换届时，我国代表成功当选为管委会副主任（政府组）。

我在劳动部国际合作司前后工作两年多，无论是参与国内劳动就业领域的改革和国际交流，还是在国际劳工组织平台上参与劳动世界的国际事务，都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对国情和世情都有了很多收获。我对就业作为民生之本、安国之策的复杂性、系统性，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间就业问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中国解决方案的意义和贡献都有了切切实实的感受和感动，也丰富了自己在国际平台上应对形势变化的经验，提升了能力。我为自己参与了这个进程感到幸运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