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90
1990年，像往年一样，除了正常的院内授课出诊，就是出国讲学。那年，我还去北京外国语学院讲了一次课，拿到了75元讲课费。学校想让我搞行政，我装傻。从小到大，我连少先队的小队长也没当过，怕当官干不好。
1990年的整个寒假，我在欧洲几个城市轮转讲课，2月14日才回到北京。4月又去斯德哥尔摩讲了几天课。有同事开玩笑地说：“你出国比我们上王府井的次数还多。”
6月6日飞丹麦，6月13日回到北京。当天，中医局外事司领导就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世卫组织工作。6月20日，中医局外事司领导再次提到世卫组织招人的事，要我做好准备。
7月初，我接到通知，去见卫生部外事司领导，算是国内的面试。7月6日到卫生部参加笔试，同时参加笔试的还有其他四五个人，记得有一位女士是深圳一家医院的院长。书面考试要用英文写作，介绍中医和中医在国外的情况。随后几天，我填写了国内和世卫组织需要的各种表格。笔试后，我们几个分别被叫去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面试。当年，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在一栋由居民楼改装的办公楼里，比较简陋。一位负责收发、接待的中国女士问了我来意，让我在过道里坐一会儿，她要跑去通报一下。
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多数是匆匆忙忙的老外，给人一种“联合国”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女士把我带进一个房间，印象比较深的是屋里的桌子挺大，比我看惯的我们教研室里老师们用的办公桌大多了。办公桌后坐着一位胖胖的老外，看起来挺严肃。见我进了门，他站起来和我握手，让我坐在桌前的一张椅子上。一开始只是寒暄，问我是否来过这里，好找不好找，在什么地方学的英语。顺着这条线就问到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问了我对世卫组织的了解。随之很自然地延伸到了关键的两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去世卫组织工作？如果去了后能为世卫组织做些什么？来面试前，我对面试的形式与可能提的问题一无所知，稀里糊涂，可说是无备而来，有点紧张，只能是跟着感觉走，想到哪，说到哪。结束时，他把我送到门口，说了句“希望很快再见到你”。我当时不清楚那是否只是一句客套话，会对每一个来面试的人讲，还是只对我一个人讲了。
去联合国职场工作，有一套完整的应聘过程。寻找就职机会，选择合适的职位，提交求职信，填写表格，面试，一步步都要小心翼翼。对于中国人来说，面试会难些，可自控的成分小些。各个机构对面试越来越重视，求职人员的行为和性格差异在面试时更能反映出来。后来，参与人员招聘的次数多了，我也感受到了面试的重要性。除非看见真人，很难能从纸上看准一个人。面试时，要充满自信地表现自己的最佳状态，其他就留给运气。
到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面试后，我没有及时得到进一步的消息。适逢暑假，8月1日按原计划，我再次赴挪威、芬兰、瑞典讲课。瑞典的课安排在一片大森林里的一个小村里。8月15日得知中医局外事司司长14日曾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找我。15—18日连着四天，我天天在那个小村里给国内打电话，却一直打不通。即使在瑞典那样的发达国家，城乡之间还是有差别的。19日，终于与司长联系上了，世卫组织已同意接受我的工作申请，让我8月26日去西太平洋区域（简称“西太区”）办事处报到。但还有几天的课，学生们不仅是从瑞典各地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其他国家专程过来的，既然答应了人家，我不能撂下一走了之。于是我还是把剩下的几天课坚持讲完了，之后立马出发，两个学生开车在森林里穿行，选择捷径小路，把我快速送到斯德哥尔摩机场，回到北京已是8月24日。我回来前，部里已通知西太区，因有很多手续尚未办好，需要推迟几天，对方虽然同意了，不过仍然要求我尽早过去。
休整了一天后，26日我去中医局见司长，27日去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见西太区的二把手和驻华代表，28日到卫生部见国际处的两位处长，29日下午再去见驻华代表，他关照了三件事：（1）刚去，会遇到很多不懂的事，要多问；（2）有人会盯着你的，要小心；（3）不要总和中国人扎堆在一起，要多与各国的人交流。
随后几天，体检，打预防针，见各级领导。领导们提到在联合国机构中，中国籍雇员人数太少，希望我能在世卫组织“站住脚，待下去”。领导们也希望世卫组织能对中国卫生健康事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有关领导也说明去了以后的待遇和工资收入分配。
9月4日，世卫组织和卫生部分别通知我，各种手续已办妥，去世卫组织西太区工作两个月。我的正式职务是世卫组织临时顾问（short term consultant），负责传统医学。
从6月13日问我去不去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到9月6日离京上任，只花了86天，办事效率极高。
坐飞机，我愿意选靠窗的座位，白天可以看窗外的景，晚上可以把头靠在窗上打瞌睡。那天飞机起飞后，虽然靠着窗却没有心情看景，充满了对家人的想念、对未来的迷茫。像过电影胶片一般，过去的日子在脑海里一张张闪现。
学中医对我来说其实是个意外。1973年有“文革”期间唯一的一次考试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公社推荐了五个人参加考试，三个贫下中农子弟，两个下乡知青，我是其中之一。获知被推荐参加高考后，我立即从离开上海时带的小书柜里找出了那几本没能用上的高考数理化复习参考书，抓紧时间翻一翻，去县城赶考时也揣上了那几本参考书。到公社安顿好铺位后，我就拿出书来，临时抱佛脚，看几页，做几道题。在那个“书荒”的年代，那几本参考资料一下就火起来了，在考生间传阅。(https://www.daowen.com)
录取过程中，考试成绩起了作用，我们两个上海高中生榜上有名。公社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悄悄地告诉我，我已被蚌埠医学院录取，录取通知书过几天就到。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喜事。原本在1967年高中毕业就应该上大学的我已经被历史推迟了六年。现在终于又能上大学了，我感觉未来在向我招手，希望就在前头，兴奋之情无以言表。
可是拿到手的录取通知书却让我到安徽医学院中医系报到，原来是有其他考生通过关系改动了学校名单。
虽然被调了包，但对我来说，能上大学就是天大的喜事。一切命运都是偶然，如果没有大学专业的改动，后面的很多事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会是另一个版本。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偶然中也有必然的因素。世卫组织需要找个人来负责传统医学，中国政府希望有个中国人去干这份工作，双方都认为一个学中医又会点英语的人去比较合适。当时中医比较冷门，学中医会英语的人更少，冷门遇上稀缺，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学了中医，会点英语，无意中创建了与联合国的链接，形成了“非我莫属”的场景。就这样，我这个“圈外人”就被推进了联合国职场。
飞机着陆那一刹那有点猛，撞及地面的冲击力把我从回忆中颠了回来，马尼拉到了。
机舱门一打开，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热带热窜了进来。西太区派车来接，司机交给我两封信。一份是由总务司长签名的信，信中说：他代表区域主任欢迎我来到世卫组织西太区办事处，转交这封信的人会交给我200菲律宾比索，希望工作愉快，期望尽快见面。随信附有区域主任签发的关于在9月10日至9月14日举行第41届世卫组织区域委员会会议期间的工作时间调整，并强调在那几天，即使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以外，所有工作人员也应该随时回应各国政府代表的要求。
另一封信来自临时代管传统医学项目的同事。他的信谈到住宿的安排，再次提到下一周工作时间的调整。刚到一个新地方就收到两封欢迎信，心里无比温暖：这是个办事认真、有规有矩的地方。
9月7日，星期五，早上6点30分，我已站在世卫组织西太区办公楼前。
围墙外就能看到里边绿色的草坪和高挺的旗杆上飘扬着的会员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尤其耀眼鲜艳。我把世卫组织的录用函交给门口的警卫，警卫看了看，说了句“Good morning，Doctor”，即让我进了大门。
在西太区办公楼前
这一步，我跨进的是令人仰视的联合国机构。从这一步开始，我为国际健康卫生事业奉献了20年，充满艰辛但也享受了满满的成就感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