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珠三角产业协同发展的资本要素
所谓资本要素是指能够为人类带来各种物质或精神财富的各种资源形态的总称，包含一切参与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去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资本要素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区域产业协同产生影响：一是资本的多少，也即资本的丰富程度；二是资本的投资偏好，即资本的投向。影响资本丰富程度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市场化水平、居民储蓄率和前期资本积累等；影响资本的投资偏好的因素主要有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所投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和投资者个人的投资倾向等。资本丰富程度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表现在投资规模的大小，资本越充足，越能进行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产业的集聚和壮大过程本身就是产业优势的形成过程，有利于区域的分工合作；资本的投资偏好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投资结构上，资本投向哪个行业，就会促进哪个行业的发展，如果资本选择行业的行为是协同的，那么将有利于该地区产业的协同发展，反之亦然。
表3-3 2020年珠三角各城市资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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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相关城市2020年统计年鉴，其中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单位为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单位为亿美元，其他为亿元。
就资本丰富程度而言，由于珠三角不同城市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化水平、居民储蓄率、资本前期积累等情况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导致资本要素的丰富程度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而对珠三角产业的协同发展产生相关影响。珠三角各城市资本丰富程度的相关数据如表3-3所示。首先，在固定资产投入方面，不同城市间的差距很大。在新增固定资产中，最高的是东莞，最低的是江门，东莞为8305.4亿元，排在第二位的深圳为7103.4亿元，而江门只有2460.5亿元，东莞和深圳分别是江门的3.37倍和2.89倍。可以看出，珠三角地区在资本丰富程度上差距巨大。其次，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观察，越是落后的城市其财政预算中来自国家的投入就越高，这说明珠三角的投资额度中有部分来自国家预算的支持。贷款方面，发达城市所占比重均超过了25%，而落后城市所占比重一般保持在9%左右，发达城市国内贷款的比重要比落后城市高。这表明在贷款支持方面，发达城市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青睐。在吸引外资方面，发达城市所占比重保持在13%左右，也是明显高于相对落后城市。与此相反，在企业自筹资金方面，则是相对落后城市远远高于发达城市，这是因为落后城市很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贷款，再加上本身资金的丰富程度就比较低，所以只能将筹资的重点放在自筹上。最后，就财政收入和公共预算收入而言，不同城市间的差别就更加明显。比如广州2020年的财政收入为2511.5亿元，公共预算收入为1290.1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1061.3亿元；深圳2020年财政收入为3866.7亿元，公共预算收入为2119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1802.2亿元；惠州2020年财政收入为578.5亿元，公共预算收入为378.4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306.2亿元。从上述数据可知，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公共预算收入，其规模都超过落后城市的5倍还要多。财政收入和公共预算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直接影响着政府财政对产业发展扶持的能力，也影响着产业发展所需资金的丰富程度。关于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和居民人均储蓄情况，从表3-3可知，排在第一位的是深圳市，其存款余额为31086.9亿元，贷款余额为23983.5亿元，居民人均储蓄为96562.4元。惠州市存款余额为5017.8亿元，贷款余额为3648.5亿元，居民人均储蓄为72601.8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发达城市金融机构无论是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还是居民人均储蓄，都明显高于相对落后城市，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发达城市的资本丰富程度要远远高于落后城市。因此，从上述分析可知，珠三角各城市间的资本丰富程度差距明显，影响了珠三角产业的协同发展。
关于产业的投资偏好，如表3-4所示，不同的产业投资回报率和不同的政府支持力度，导致产业的投资倾向出现比较大的差异。2020年，珠三角投资额的行业分布非常不均衡，其中，房地产投资额占比最高，占总投资额的23%以上。其他投资占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等行业领域，其投资占比均超过2.1%。仔细观察，这些行业基本都集中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对于服务性行业的投资热情较低，这说明资本偏好投资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分行业来看，投资主要分布在电子产品制造、机械设备制造和金属材料制造等领域，导致城市间出现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影响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
表3-4 2020年珠三角资本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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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2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相关各地市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