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具万理、万物
陈献章虽然认为“道为天地之本”，但他并不像客观唯心主义者朱熹那样，认为“理”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某种绝对存在，而是认为有此“心”方有此理，有此“诚”方有此物。他说：
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卷一《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中）
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卷一《无后》）
陈献章的“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万物之富，一诚所为”的观点，和陆九渊“心即理”（《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同上卷三十四《语录》）的观点是相同的。这样，陈献章从开始认为“元气塞天地”，进而认为“道为天地之本”，继而又认为“道”（“理”）亦为我心之所具有，万理、万物、万事，归根到底皆是我心的产物。
陈献章的心学世界观，在理论形态上与陆九渊心学极为相似。这种心学世界观，陆九渊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同上卷二十二《杂说》）两语来概括，陈献章则用“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三言来表达，他说：
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来古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这个充塞，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卷三《与林郡博》）
陈献章和陆九渊一样，以“宇宙”为自己思索背景，极力强调主观扩充，认为万事万物皆是“心”的创造，皆是“心”的充塞。
但比较而言，陈献章和陆九渊对“心”的理解有所不同。陆九渊所理解的“心”，除了它的知觉能力外，还特别强调它的伦理本性，如他说：“仁义者，人之本心也。”（《象山全集》卷一《与赵监》），而陈献章所理解的心，则主要是指它的知觉认识能力，如他说：“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卷一《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这样，陆九渊的“宇宙吾心、吾心宇宙”命题，除了包含有万事万物皆我“心”的产物这种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外，还主要是指一种道德修养境界，即指儒家所主张的最高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而陈献章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命题，则主要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他说：
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同上）
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卷三《与时矩》）
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卷五《随笔》）
这样，陈献章的心学世界观就没有陆九渊心学那种强烈的伦理色彩，而是具有杨简心学那种明显的唯我主义色彩。
陈献章心学不同于陆九渊心学的这个特色，与他受到佛学思想的较深影响有关。在陈献章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诵读佛经，如：“无奈华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读《楞严》”（卷六《午睡起》），“天涯放逐浑闲事，消得《金刚》一部经”（卷六《邹吏目书至有作兼呈吴县尹》），“闲拈曲江句，胜读《法华经》”（卷七《春兴》），“胸中一部《莲华经》，江云浩浩江泠泠”（卷八《病中寄张廷实》）。他的诗中也不乏禅语，诸如“千休千处明，一了一切妙”（卷五《付民泽》），“虚无里面昭昭应，影响前头步步迷”（卷五《赠周成》），“人世万缘都大梦，天机一点也长生”（卷八《再和示子长》），“得山莫杖，临济莫喝，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谁掇”（卷八《示湛雨》），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表明陈献章与佛学思想有很深的关系。
儒、佛之异，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儒家旨在践履封建伦理纲常，而佛家则在实现个人的解脱。就“心性”这个问题而言，宋代理学家，无论朱熹或陆九渊都认为“心”、“性”是指人所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或品性，而佛学则指“心”、“性”为人的生理知觉能力。宋代理学家一般都从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立场，对佛说进行了尖锐的攻击。陈献章由于受佛学思想影响较深，故对儒、佛这种分歧和对立，也看得比较淡薄，甚至认为“儒与释不同，其无累同也”（卷三《与太虚》），承认“白沙诗语如禅语”（卷八《次韵张东海》）。这样，他在“心性”这个理论问题上，在修养方法上，将心学与禅学有时不加深辨，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当然，在根本上说，陈献章还是儒家，在他心中，儒家的宗旨与佛、老学说之间的界限还是清楚的。例如，他曾在《夜坐》诗中写道：“不著丝毫也可怜，何须息息数周天。禅家更说除生灭，黄老惟知养自然。肯与蜉蝣同幻化，秪应龟鹤羡长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谁会求之未发前。”（卷七《夜坐》）认为儒家所追求的“中和”、“未发之前”，也就是达到完满的、纯粹的、善的伦理道德境界，与佛家的超生死、道家的求长生是不同的，并表示自己最终还是要维护儒家立场的。他说：“近苦忧病相持，无以自遣，寻思只有虚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坏，佛、老安能为我谋也。付之一叹而已。”（卷三《与容一之》）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流于禅学”时，他就加以分辨，声称这只是迹之近似，而非实有所同。他在答一学官的信中说：
承谕有为毁仆者，有曰：自立门户者是流于禅学者。甚者则曰：妄人率人于伪者……仆又安敢与之强辩，姑以迹之近似者为执事陈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后之学孔氏者则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所谓“自立门户者”，非此类欤？佛氏教人曰静坐，吾亦曰静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调息近于数息，定力有禅定，所谓“流于禅学者”，非此类欤？（卷二《复赵提学佥宪》）
总之，陈献章力辩自己的修养方法，虽然形迹上和佛、老的“禅定”、“主静”有某种相似，但根本目标还是为了达到孔子提出的修养目标，为了使“圣可学而至”，所以不是“自立门户”，不是“流于禅学”。应该说，陈献章的辩白是符合事实的，整个明代心学都有这样的理论特色：表面上虽带有禅学色彩，但本质上仍是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