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于词章，是非朱学，出入佛老（公元1488—1505年）
王阳明自十七岁到三十七岁，是其人生观和学术思想发展与演变的重要时期。《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概述他这段经历道：“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乃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12]。由泛滥于词章，转变到对朱学的体验并对朱学倡导的修养方法发生动摇，继而出入于佛老，再到居夷处困时的龙场顿悟，经此三变而始入作圣之门的过程，是阳明从科举和政治失意羁绊中解脱、徘徨、犹豫、迷茫、怅惘、自我解脱和执着求索的过程，在探索人生价值与学术价值的痛苦经历中，最终使得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处所，孕育了他的学术、政治、教育思想。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王阳明十七岁。是年秋，奉父亲之命往洪都（南昌）娶表妹诸氏为妻。刚刚步入人生道路的青年，对婚姻既不理解，又无情趣，乃至于“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13]。婚后数月间常在岳父官署学习书法，每日练字费纸数筐之多，书法大进。后来他告诉弟子们：“吾尝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14]。这时，他已开始注重“心”学，在思想中铭结着“心学”的萌芽。
次年十二月，十八岁的王明阳携夫人归余姚，舟至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年近古稀的理学家娄谅[15]。娄谅字克贞，师事吴与弼，性格豪迈，躬行笃实。早年选为成都训导，从事过地方官学的教育工作。寻告归，以闭门著述和造就后学为事。著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对《礼》颇有研究。他著《三礼订讹》，以程子之是非为准绳，对诸儒附会者皆论黜之。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采三传事实，并说：“是非必待三传而后明，是《春秋》为弃书矣。”其学“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当时理学家胡居仁颇讥讽他的学术近似陆九渊，后来罗钦顺也说他的学术似禅学[16]。王阳明请教娄谅，相谈甚契，这可能与娄谅青年时有过王阳明类似的苦恼与学术旨趣有关。娄谅“少有志于圣学，尝求师于四方。夷然不屑曰：‘率举子业，非身心学也”[17]。
可见，娄谅虽然是崇仁学派的理学家，但他的学说具有返本求真和批判朱学末流的“心学”异质。观阳明学说，明显受到娄谅启发的有三点：一是大胆怀疑宋儒的经学，娄视《三传》为《春秋》的笔削之繁文，要求抛弃三传繁文回到《春秋》上来，而王阳明亦主张“六经皆史”，三传乃孔子笔削繁文，不足为经；二是娄主张身心之学，躬行笃实，鄙弃举业。这是二人共同的。三是倾向于陆象山的心学，并有浓厚的禅学气味。
娄谅，与陈献章，胡居仁同为吴与弼门下的高足。然陈献章创立江门学派，与崇仁学派相脱离，胡居仁亦发明了崇仁学派静中涵养的精神。黄宗羲说：“盖先生（胡居仁）近于狷，白沙近于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18]。而娄谅于师说，“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渠也”[19]。其实，娄谅比起陈、胡更是全面地继承与发展了崇仁吴与弼的学说思想，因为崇仁学派主要是不满科举积弊和程朱学派末流的章句考据学风，而对时学有所改造的，它势必要走向陆学与禅学。这些恰好在娄谅身上实现了，黄宗羲说王阳明过广信，从学娄谅，深敬其学问，“则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这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娄谅因“其女嫁为宁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系，遗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绌于石斋（陈献章）敬斋（胡居仁）矣”[20]。这就是说，娄谅的学说因受宁王叛乱的牵连，而著作遗佚，学派未成，门人畏罪而散落于陈胡二门。王阳明尽管执贽于娄谅，但这种处境当然不宜明言学宗娄谅，但他却未因此趋炎附势而窜入陈门，这是易于理解的。
然而，黄宗羲似乎忘记了这段被历史淡漠了的史事，在《白沙学案》序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最为接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又说：“薛中离，阳明之高弟子也，于正德十四年上疏请白沙从祀孔庙，是必有以知师门之学同矣”。其实，王阳明不称陈献章之学是符合他求师事实，也符合他的为人与性格。因为既然陈、胡、娄均出师吴门，不相水火，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宗师吴与弼，但又与当时理学革新思潮相悖，显然不合时宜。至于薛中离为陈献章请祀孔庙，其理由恐怕不单是因为王学与白沙之学有同出师门的原故。关于这桩疑案，我认为还得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来分析，如果说王阳明后来不说起娄谅倒有些道理，而不说起陈献章则大可不必责怪。
王阳明自受娄谅启发后开始发愤攻读宋儒著作。弘治三年（1490），其父因外艰归余姚，乃命从弟、妹婿给王阳明讲析经义，磨勘八股，以应科举考试。王阳明日随众课业，夜则搜诸子经史，读书多至夜分，泛滥于词章。他刻苦勤奋所带来的长足进步竟使诸众愧莫相及，尽管他自觉“已游心举业之外”。在待人接物上，一改从前“和易善谑”为“端坐省言”，自悔往日放逸是过，开始体用理学家的身心修养功夫。
二十一岁时（1492），王阳明在浙江举乡试。随之再到京师，准备来春会试。“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于京师遍求朱熹遗书研读，准备身体力行“格物穷理”。适官邸竹子甚多，他想到先儒既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函至理”，何不就取竹子“格”去[21]？一天，他邀钱友同来官邸“格竹”。“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劳神成疾。当时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22]。亲身格物实验的失败，使得王阳明对格物穷理以成圣贤的路径发生了怀疑，只好回过头来，“随世俗习辞章之学”[23]。
次年春闱，王阳明名落孙山。又一个三年一次的大比到了，他再次经受落榜的打击。但两次落第并未使他对科举心灰意冷。他认为科举落第并非耻事，耻者乃是因失败而自暴自弃。不久，他返归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次年，他再度来到京师。是年夏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由是他放弃作大诗人的愿望而转攻军事。他感到国家“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24]。于是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好言兵，且善射”，研究军事甚是入迷，甚至“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25]。这一时期，王阳明对军事学的研究使得他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但终未能被录用为边关领兵将才，却为他后来镇压南赣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及镇压思、田少数民族农民起义打下了基础。
王阳明二十七岁时，随着年龄和学问的增长，而又久不得志，着实苦恼艰熬。“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数不遇，心持惶惑”[26]。士子于穷途，往往以做圣贤之想来自慰，自然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最好慰籍。一日，王阳明读朱熹上宋光宗疏，见“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勾起他对自己二十余年辛酸的求学经历的反省，悔恨昔日读书虽博，而循序致精无所得。于是调整读书方法，乃循序精进，思图渐渍渐浃以穷“天理”。然而，“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27]。第二次实践朱熹的修养方法又失败了！这次打击非同从前，由此他感到茫然失措，在极端沉郁之中使旧疾复作，心志转向消沉，由此对朱熹学说的信仰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决心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但苦于当时身心无所寄托，又恰“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28]。
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获得了进士出身，赐观政工部。从此他涉足宦途，跻身官僚行列。是时，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麟、徐桢卿，山东边贡等人均是文坛的名士，王阳明与诸士结友，以才名驰骋，学古诗文，很有名气。次年，“时有星变，朝廷下诏求言。及闻鞑虏狂獗，先生上边务八事，言极剀切”[29]。《陈言边事疏》是王阳明从政后的第一份奏疏，在文中把多年有关军事研究的成果充分地表达出来，主张改革政治，精兵简政，整顿边务，“易辕改辙”，“痛革弊源”。无奈位卑言轻，空倾一腔心血。不久，王阳明被改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也是一个闲职，无所作为。
弘治十四年（1501），王阳明奉命录江北囚狱。由于他在政界终日无所事事，内心沉郁难舒，烦闷之余，乃纵情山水，发抒诗卷，于录囚事毕游安徽青阳县九华山。九华山乃道家圣地，王阳明夜宿无相、化城诸寺，访道者蔡蓬头和地藏洞异人。此二人均是寄身山林看破红尘的道家，与王阳明论最上乘，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30]，使得王阳明开始注意从道家角度观察儒家。于此时他在离世人山问题上苦恼矛盾，终因不忍离弃“鞠育之劬劳”的祖母和父亲，断然灭绝伦常，下了九华山回到京师。湛甘泉谓其“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是指他此期的经历。
回京后，他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儒家著作。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学思潮中的复古运动，提高文字功夫；另一方面乃是他厌弃宋儒之学而“返本求真”的需要。他治学十分刻苦，往往燃灯过夜。其父怕他过劳成疾，禁止家人在晚间给他灯烛，但他待父亲寝后复燃灯读书，每至夜分，久之因得呕心疾，染上肺病。后来他因看不惯以才名相驰骋的旧友，又厌倦于“学古诗文”浪费生命价值，苦叹：“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途中重游九华山，访异人不遇。归家后，乃筑室阳明洞中，习道引术，弄得自身精疲力竭，久之悔悟道：“此簸弄精神，非道也”[31]。居此寂然岁月，往日热情已悄然剥净，一心思离世远遁，摆脱苦恼尘网，但仍放不下鞠育他的祖母和父亲，于是离世念头马上抛弃，说：“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32]。由此而彻悟仙释二氏终非人生理想之途，惟有儒学才是人生理想之大道。明年，他离开余姚而移居钱塘西湖疗养。开始从此怡然静寂的生活中整顿身心，奋力自拔，振起儒家入世的精神，鼓起人生理想的风帆，以实现成圣成贤的宏愿。
钱塘西湖，风景秀丽闻名天下，自古以来为失意的文人骚客寄寓之所。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不计个人得失和从不自暴自弃的形象，是激励人奋发自拔的楷模。王阳明来到西湖后不久，心胸悄然豁开，一股热爱生活与陶醉大自然的诗人激情，像大海浪涛猛烈地荡涤着沉郁已久的痛苦消沉，由此再度燃烧起入世的人生理想与热情。他回忆宦涯的辛酸，但对前途表露出虽风云不测却又自信的情感：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33]
江山孤臣一片心，几经漂设水痕深。
极怜撑住即从古，正恐崩颓或自今。[34]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35]
……
如果说上面诗意表露了他回忆往事，犹有余痛，对前程怀有风波不测的犹豫，则《芙蓉阁》诗中就明显流露出向往现实生活和断缘佛老，“复思用世”的坚定情绪：
青山意不尽，还向月中看。
明月归城市，风尘又马鞍。
岩下云万重，洞口桃千树。
终岁无人来，惟许山僧住[36]。
居西湖期间，王阳明的思想着实发生了很大转变，不仅有了强烈的入世欲望，而且决心与佛老决裂。他常往来于南、虎跑诸寺庙间，较深切地洞察了僧人的矛盾心理，并通过开导，使一和尚还俗。王阳明几经挣扎与奋励自拔之后，终于识透了佛老空虚误世的本质，找到了人生应走之路。不久，他离别西湖，精神抖擞，雄心勃勃地北上京师复职，从此他开始了有所作为的政治、教育生涯。
弘治十七年（1504），王阳明三十三岁。《年谱》载：“秋，主考山东乡试。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纪纲不振，由于名器太滥，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御夷息讼，皆有成法。录出，人赞先生经世之学”这次主考乡试，王阳明从对西湖美景的热恋和对往事的伤感中解放出来，将注意力转移到教育领域。此事让他身心大开新境，精神振奋，从其登泰山时激扬亢奋的情怀可见，他已有志于“匡扶救世”之愿了。诗曰：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
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
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37]。
主考乡试毕，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次年，他首次讲学京师。《年谱》载：“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是年，王阳明三十四岁。
阳明讲学志在匡扶纲纪，拯救身心，倡明圣学。当时师友之道久废，学者沉溺于八股道学和文章词赋，所以众目阳明为立异好名。王阳明在《赠阳伯》诗中表白道：“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38]。王阳明通过深切的内心反省，复苏了少年做圣成贤的人生理想。时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为翰林庶吉士，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己任，期矫时下士大夫久溺于词章记诵之弊。由此王阳明心历艰辛，终于在人生坐标系上找到了生命价值的位置。他在《忆鉴湖友》诗云：“长见人来说，扁舟每独游。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自今当勇往，先与报江鸥”。他热爱美丽的鉴湖秋色，梅市的晚景，氤氲的烟霞，游荡的扁舟，然而他更热恋于江鸥那奋发激扬的精神，从中可以享受到自我实现的人生快慰。湛甘泉说阳明由于讲学，使之“始归于圣贤之学”。
当初讲学内容，据湛甘泉回忆，他们“相与定交讲学，一宗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故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准体认天理之说，然皆宗旨也”[39]。此所谓“圣学”，乃程氏之理学也。可见他们当初的讲学目的只囿于追本溯源，不满朱学，以期重振理学精神而已。王湛二人一宗程学，起点相同，但趋向已很明显，湛甘泉以“随准体认天理为宗”，虽对朱学不满而有所修正，但终未失理学矩渠。而王阳明由“格物”说打破理学理论框架，而日益转向主观道德实践的良知说，从此掀开了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的长篇首页，结束了泛滥词章，是非朱学，出入佛老的痛苦求索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