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越讲学，创立学派（公元1522—1527）
自正德十六年九月归余姚后，王阳明总算了却自宸濠之变后度日如年的恐怖日子，从此他决心“好将吾道从吾党，归把渔竿东海湾”，开始了他讲学的昌盛阶段。由于钱德洪、王畿和王艮等弟子的真诚拥戴和努力，阳明学说风行海内，求学者风集云涌，振动朝野，势如旋风，席卷明中叶整个知识界并掀起一股强大的批判理学思潮。居越讲学时期，是王阳明教育实践最光辉的一页。
嘉靖元年（1522）初，王阳明因父丧过哀，肺病发作，数月竟卧病不起。远方来学者络绎不绝，求师如渴。阳明既不能亲临讲席，乃命钱德洪等疏通大旨，并揭帖于壁曰：“……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缪乎！”[117]力排程朱，旨在重建新儒学。
阳明讲学的巨大影响，引起了朝廷固执程朱理学的官僚反对。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承首辅杨廷和旨意，倡议论劾阳明，“以遏正学”[118]。阳明弟子陆澄时为刑部主事，上疏为六辨以折之，遭到阳明的阻止。他说：“无辨止谤，尝闻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于是？四方英杰以讲学异同，议论纷纷，吾侪可胜辨乎？”[119]鉴于天下讲学风潮轰烈，离经叛道已成潮流，“且彼议论之兴，非必有所私怨于我，亦将以为卫夫道也”[120]。这是阳明的策略之谈。因为当时朝廷内部权臣倾轧，矛盾重重，政治斗争正处于激化时期，如果让陆澄参加辩诬，无疑是使阳明卷入这场斗争漩涡，断送了自己的学说还其次，重要的是由此而夭折这股反理学思潮，得罪天下。相反不理睬诬谤，就会使之成为学术异同之争，由此会引起学术界的更大注意。阳明的明智之举，确使其学说未引起政治问题，而唤起了天下士子对阳明学的普遍关切。
嘉靖二年（1523），南宫会试，以“心学”为问，阴以辟阳明。策问曰：“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欤？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政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121]
参加此次会试的阳明弟子，面对策问对先生的攻击，各人选择了不同的反抗态度。如徐珊读策问，叹曰：“吾恶能昧吾知，以倖时好耶”？不答而出。而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直发师旨不讳[122]，但后来反为在取之列。这说明当时朝廷对阳明学是有重大意见分歧的。钱德洪下第归，深恨时事之乖，以为阳明学兴不逢时。然而王阳明大为高兴，远接归来弟子，说：“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不解：“时事如此，何见大明？”阳明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123]。阳明的分析是基于当时社会心理特征的，在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日益禁锢人们思想而引起普遍反感，甚至窒息状态时，人们的求新意愿和探索心理易于倾向和接受打破这种禁锢的新思想理论，更况明王朝政治腐败，人们更清楚当局所反对的新学说属何性质。何况王阳明功绩赫显于世却遭此冷遇，怎不引起天下正直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的同情？
一天，王阳明与邹守益、薛侃、黄宗明、马明衡、王艮等人论学，要求弟子们分析为何社会对他谤议日炽的问题。有人说是因阳明学说日益彰明而为宋儒争异，有人说是弟子因日众以学术被谤，有人说是因阳明势位日高以忌嫉被谤等。阳明说这些都非根本原因，“吾自南都以前，尚有乡愿的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124]。指出依“良知”而行者是唯我独断的“狂者”、“真人”，如是才为求“圣人之道”。此时他大讲“狂狷”与“乡愿”之辨，指出：“知轻傲处便是良知。”“某愿为狂以进取，不愿为乡愿以媚世”[125]。
关于“狂者”意识自觉，与门人王艮的思想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据王艮《年谱》载，阳明居越讲学时期，王艮在会稽“侍阳明朝夕”。王艮见阳明学说不被世所广识，自叹曰：“风之未远也，是某之罪也”。[126]“乃辞阳明先生去，制招摇车，将遍游天下”[127]。王艮此次北行讲学，是与阳明计划的一次试探性的行动。他借以“团结山林隐逸，开导市井蒙愚，同天下人为善”的旗号，到处宣传阳明学说，所过之地，千万男女奔走相告，喜闻乐道，“至京师，都士人聚观如堵”[128]。王艮讲学的成功，无疑给王阳明发展学说以巨大鼓舞。
《年谱》载，是年十一月，“见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归道钱塘，渡江来访。先生趋迎于萧山宿浮峰寺。公相对感慨时事，慰从行诸友及时勉学，无负初志。”时张元冲在舟中问佛老与儒家异同，阳明说：“儒佛老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129]。儒佛道公平对待，无需迷信，唯我所用而已，表达了阳明的文化价值观。
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越蜇居二年有余，病情渐见好转。正月，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往复问学，甚是殷切。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土，身率讲习以督之。是时四方彦士咸集，从学如云。萧璆、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镗、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泰、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等来自泰和。四方来学者“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茜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为在越之盛者。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益进，感召之机亦自不同也”[130]。这种盛况，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确实史无前例。它证明阳明的预见是正确的。阳明讲学影响海内，八方彦士想望风采，连海宁年近古稀的诗翁董亦“以杖其瓢笠诗卷来访”[131]，执贽王门。面对如此众多弟子，王阳明的教学方法是：“士之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后与之语”[132]。其中钱德洪，王畿二人在众高足弟子中最为出色，“一时称为教授师”[133]。可见阳明学派的势力迅速发展与当时反理学的社会思潮有直接原因。
这年八月中秋，月白如洗，王阳明与群弟子宴集于天泉桥。时侍者百余人，酒半酣，阳明命歌诗。诸弟子比音而高，翕然如协金石。少顷，能琴者理丝，善箫者吹竹，或投壶聚算，或鼓棹而歌，远近相答。王阳明见诸生兴致盎然，任性忘情，全抛习俗声利之陋习，与大自然同为一体，得人生教育之乐，好不兴奋。退而作诗曰：“处处中秋比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134]。这是阳明有生以来最惬意的时刻。次日，诸生来谢，阳明说：“昔者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世之学者没溺于富贵声利之中，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及闻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乃豁然脱落”[135]。自然人性论思想在阳明教育思想与实践中有了充分体现。是时朝廷大礼议起，阳明对此不感兴趣，霍元厓、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等皆先后以大礼问，阳明竟不答。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取阳明论学书，在薛侃所刻的三卷基础上复增至五卷。它标志着阳明学说又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五十四岁。是年初其妻诸氏卒，阳明有过一度的伤感，但他未因此而放松教学。四月，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指出经学即心学，将早年的“六经皆史”思想又发展了一步。此外，他还作《亲民堂记》，阐述《大学》“明德”与“亲民”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已是《大学问》的初稿文字。时山阴知县吴嬴重修县学，提学佥事万潮与监察御史潘仿拓新万松书院，王阳明均为之作记，褒扬他们立学重教和发扬“良知”的大义行为。
在此时期，王阳明的讲学内容主要是《古本大学》和“良知”。较之以前，他对“良知”内涵有了丰富和发展。如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指出：“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见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136]。在《答人间良知》诗中说：“良知即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谁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谁[137]”？其学说的理论建设重心是以“良知”为命题的道德本体论，由此他开始对朱熹“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等思想进行理论批判。《答顾东桥书》中指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138]。《答顾东桥书》为嘉靖四年所作，自钱德洪收刻于《传习录》中后，乃成为阳明学派教学经典之一。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到此时已于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对程朱理学已进入了系统的理论化的革新。王阳明以“良知”论取代朱熹的性理与道欲观，肯定“天理”即“良知”，强调道德实践主体的价值同时大胆地肯定了现实的人的价值，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萌芽所促发的市民阶层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客观需要。良知论是“知行合一”的“本体”思想的展开和理论化。“合一并进”的理论主要由“致良知”方法论所概括，所谓“致”，就是发展的意思，通过发展“良知”而使人的道德潜能现实化，从人自身的本性中派生出现实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所以王阳明反复说明“致良知”就是使“良知发用流行”，即要“发用流行”，就须“必有事焉”、“在事上磨练”。他教诫诸生：“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139]。“尽道圣贤须有秘，翻嫌易简却求难。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140]。要求学生抛弃旧学故纸辞章，在现实生活中“知行合一”，发展与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钱德洪于《传习录》（中）序云：“指知行之本体，莫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又说：“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又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141]。从这些说明可见，王阳明晚年仍在发展“知行合一”说。
嘉靖四年，王阳明服阕，例应起复。御史石金等交章论荐，皆不报。尚书席元山为疏特荐，但朝廷终不召其领券。这样，王阳明只好在家继续讲学。九月归余姚省墓，归后乃与诸生制订讲会条约。所谓讲会条约，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性活动组织章程。地点在龙泉寺中天阁，时间定为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廿三日为期。在讲会之日，诸生聚会，相互诱掖奖劝，砥砺切磋。他订立讲会条约，要求在讲会中学术地位平等，争论自由民主。这是王阳明创建阳明学派的一种实际措施。十月间，在王艮等人的努力下，阳明书院建成于越城，位于西郭门内，光相桥东边。阳明书院是为了满足王门弟子学习与生活的需要，广居从学之士，成为阳明学派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
嘉靖五年（1526）三月，门人邹守益因“大礼议”政治斗争的失败被贬判广德州（今安徽省内）。邹守益热衷于世俗教化，筑复古书院以聚生徒，并刻《谕俗礼要》以化民俗。讲学内容主要是冠婚丧祭之礼。邹守益为了便于教化民众，将古礼删繁就简，使之通俗易晓，简明可循。王阳明大加赞赏，在其与邹守益书中指出：“古之礼存于世者，老师宿儒当年不能穷其说，世之人苦其繁且难，遂皆废置不行。故今之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142]。并指教邹守益在推行冠婚丧祭之礼外，应附以乡约，这对民俗的导化大有补益；而射礼则用于士阶层的教育，不应纳入民俗化导的礼教之中。主张社会教育要因人情化导。这些思想后来在镇压思、田少数民族起义的政治活动中，王阳明推行社会教化基本予以实践。
四月，王阳明复南大吉书。南入觐见绌，但不以个人得丧荣辱为忧，惟以问学为事。阳明指出这种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快然志道，执着圣贤之学的行为体现了应有的士子人格，是“致良知”的表现。不久，他在答欧阳德书中指出：“吾所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岂必聚徒而后为讲学耶？”“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43]。指出致良知必有事为，但专求于见闻之末则落在第二义了。可见，此时王阳明对“致良知”和“良知”理论的研究日益注重道德实践的主客观同一性问题，同时也表现了王阳明对当时现实政治风气和学术风气的不满情绪，而且这些情绪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学生。
据《明儒学案》记载，王畿、钱德洪等于是年试期不欲参加南宫会试。阳明劝道：“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顾吾之学，疑信者半，子云京师，可以发明耳”[144]。二人乃行，并举南宫，但当国者不悦阳明学，二人俱不廷试而归，并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此时，四方求学者仍日众，阳明不能遍授，多使之由钱、王二人引导。王畿讲学和易宛转，门人日亲。八月，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来拜访王阳明，见阳明之门杂众，深有感触，走后致书阳明。
王阳明在答聂豹书中表达了以学术和教育救世为志愿，严厉抨击士风颓废和是非混淆的时弊，并说：“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有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145]。
十一月，阳明得子正意，乃继室张氏所生。晚年得子，大为高兴。乡朋好友多来庆贺，明阳于谢酬诗曰：“携抱且堪娱老况，长成或可望书香”。他并非希望儿子长大为官作宰，这大概不是他的客套，因为从自己切身遭遇体验深刻认识到仕途并非人生最佳选择。十二月，他作《惜阴说》亦流露此种观点。在他看来，人生价值不在功名利禄，而在于自我道德人格之完善。
嘉靖六年（1527）正月，王阳明与书黄宗贤曰：“人在仕途，比之退山林时工夫难十倍”[146]。阳明曾与陆澄说：“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147]。这一时期，王阳明讲学内容主要是讲道德修养问题，尤重在人格之培养。其弟子钱德洪曰：“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之从入之路”[148]。并说：“《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149]。四月，邹守益刻文录于广德州[150]，王阳明命弟子钱德洪先将其文录加以整理类次分别，他自标其年月。王阳明系统整理自己著作，并且由其弟子刻刊于世，标明阳明学说已日趋成熟。
五月，命兼都察左都御史征思、田。广西思恩、田州的少数民族与明朝廷的矛盾主要由地方官与土司首领之间挑起的，明王朝采取大汉族主义政策，用屠杀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王阳明认为此矛盾不同于农民起义，“思田之役，起于土官仇杀，比之寇贼之攻劫郡县，荼毒生灵者，势尚差缓”[151]。建议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但朝廷不纳其言，遣使催促上道。八月，王阳明为弟子作《客坐私嘱》。九月发程越中，以苟延残喘之躯效忠服命，再一次充当拯救明王朝危机的“医国”手。
从正德十六年九月归越，迄至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专事教育整整六年。这是他晚年发展学说，创立学派，广授门徒的教育与学术实践时期。其间将“知行合一”说发展到“致良知”和“良知”论的新水平，建立了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新儒家学说。《传习录》由原三卷增至五卷，《文录》四册亦刊行于世，多篇理论著作如《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亲民堂记》等亦广播于学界。更重要的是，由他苦心栽培和训练的一大批阳明学派的骨干人物茁然独立，如浙中的钱德洪、王畿、陆澄、顾应祥、黄宗明、季本、张元冲、张元忭、蔡宗兖、朱节；江右的邹守益、欧阳德、聂豹，黄弘纲、陈九川、魏良弼、何廷仁；北方的南大吉；南中的黄省曾；楚中的林信；泰州的王艮等，后来都是阳明学派支系的开创人物，对于阳明学说的传播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阳明在越讲学，不仅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中国思想发展史和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文化的改革与发展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派形成与发展是有直接原因的，而学派的创立与发展又必须依赖于学派奠基人的教育实践成果，因此王阳明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由上述可见，王阳明在越教学期间，广授门徒，专意讲学，尤在“知行合一”的本体论方面完成了他的理论体系建设，以“良知”揭示道德本体，以“致良知”揭示道德修养方法，这种基于“知行合一”道德本体论与道德修养方法论，既有它的反传统的理论革新意义，也反映了阳明意在弘扬主观道德实践和独立思考的学风来革新明代学术与教育，改变儒学发展的历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