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革新程朱理学

变“天理”统御万物为以“我心”为本，要求学者从理学樊篱中解放出来，以建立“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人生道德价值。

陈献章早年颇有志于功名，曾为了适应八股考试，泛览经书，苦学穷研，然而他在科举仕途上屡不如意，三次应会试皆名落孙山。他曾说：“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益久之。年几三十，始尽举子业，从吴聘君游”[40]。科场失意，使他产生了对程朱理学的厌倦，并斥训诂、辞章为“陋学”。随着他对朱学的无法消融的隔膜对立感产生与发展，转而开始批判汉唐以来的训诂、辞章、科举之文，提出圣学不在文字中，而在“自我人心”中。这种“圣学”即“心学”的观点，是陈献章批判程朱理学和企图以象山心学来改造朱学一统天下局面的重要思想。在《全集》卷二《与湛民泽》中，他提出“贵疑”主张：“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在反朱崇陆的同时，提倡“主静”、“主一”，即抛弃书本，摆脱《四书》《五经》的羁绊，转向“求心”。《全集》中的许多文字在突出强调“寻书册”不是道德修养功夫，而是教人玩物丧志，使人生价值消磨在百无一用的文字书册里，最终失去自我和“人心”。

为了推倒程朱理学对人身的束缚，陈献章提出了取替“理”为万物之本的“道”，以“道为天地之本”。但是，“道”又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不可言不可状，只是一种内心可以体认的万物之理。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41]。“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42]。以为人身虽居万物之中，但“心在万物上”，万物皆以“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43]。因我思而万物在，故道在我思之中。陈献章在其全部著作中都以此“道”来阐述其“心学”，并力图以此心学来革新程朱理学，建立超然万物之上的“自我”，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此基础上，陈献章提出万事万物都当“求诸心”的主张，把人的一切认识活动都规定为人心的自我体现。“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44]。以求诸心来取代朱熹主张的“读书穷理”，以为人的知识有的由“积累”可以获得，有的不能由“积累”而得；有的可以“言传”，有的根本不可以“言传”。由“积累”获得并可“言传”的知识，只是“见闻之知”，而不能由“积累”而得并不可以“言传”的才是真正的“道”。“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辞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乱人也”[45]。《全集》主张放下四书五经，独立思考，因为“学劳扰则无由见道”。

放在四书五经来静坐求心的观点，是强调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把“学以变化气习，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作为教育的目的。在《全集》卷一《道学传序》中指出，自汉迄明以来，文字记录著述之繁，积数百千年于天下，以致于汗牛充栋，而学者对《六经》只是徒诵其言而忘其味，因此“《六经》一糟粕耳”，这种玩物丧志的教育，宁有书不如无书。为了整顿教育，改革理学教育的流弊，像秦始皇那样，将这些无用之书，“也须焚书一遭”。指出：“夫子之学，非后世人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词章而已耳。”圣人之学唯在心学，“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这种心学教育观点，从理论上讲，是否定籍书本知识学习来培养德性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读书穷理”的理学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