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观书”的读书方法论

(三)“以我观书”的读书方法论

《白沙子全集》卷一《道学传序》说:“六经,夫子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反对汉以来的文字章句学风,提倡“以我观书”,以为“以我观书,随处得益。”所谓“以我观书”,与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涵义是一致的,即认为六经所阐述的道理,即是我“心”的内容,读经在于明白和把握其精神实质,使我心与六经契合,而不是为了博闻强记,增加心的负担,并且从深一层意思来讲,以为博文强记的口耳之学会使人玩物丧志,一当放下书本则茫然无知。为了教人不做书本的精神奴隶,不为书本吞噬自我的“心”,《白沙子全集》的大量诗教劝人不必多读书,即使读书也应当“以我观书”,不要“以书博我”。认为“六经而外,散之诸子百家,皆剩语也”。“真儒不是郑康成”。这些读书方法论是对朱熹所强调的读一书明一理以求融会贯通于“天理”的读书方法论以及明代所流行的八股教育的根本否定。

“以我观书”的学习方法,主要强调如下几条原则:一是“学贵自觉”,即自我觉悟,以为自我觉悟一番则长进一番。读书的目的在于理会“气象”,所谓气象即圣人的精神所在,亦称之“风格”、“品格”。“以我观书”就应在读书时透过言语文字去领会圣人的心地、识见,而不要拘泥文字。陈献章说:“读书非难,领悟作者之意,执其机而用,不泥于故纸之难也”[50]。二是学贵知疑,即在学习过程中敢于怀疑,善于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以为“疑者”是“觉悟之机”。但是学贵知疑必须建立在循序渐进、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如果一味好高骛远,则适得其反。“求诸高远,不得其门而入”[51]。但在独立思考时,要“推之欲其高”,要自己的见解,“易故求新”,“增其所未高,濬其所未深”。三是深造以自得。《复张东白内翰》中指出:“义理须到融液处。……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如果学不由自得,那无非是人云亦云,拾人唾吐,熟读章句,作影响之谈,称不上学问。“今之学者各标榜门墙,不求自得,诵说虽多,影响而已,无可告语者”[52]。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包括“功深”和“力到”,以及个人内心的目的性的冲动。在《李文溪文集序》中讲:“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自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争夺之间乎?”经过“功深力到”,思想之花才能开出“自得”之果,真正是自家的东西,能抵挡一切名利物质的引诱。“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其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53]。以为“自得之学”进入“道境”的门径。这个道境,是摆脱社会名利物质诱惑,保持自我的坚定不移的主张和操守的超脱境界,天人合一。

总之,《全集》所讲的学习方法,旨在使人通过独立思考,在主观道德实践领域实现自我的精神自由,成为“道”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