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理于吾心”的教育内容
王守仁认为，“圣人”与“常人”之不同，主要是道德上的区别。因此，学校里的基本教学任务，在于“明伦成德”，然后在“明伦成德”的基础上，发展各人不同的“才能”。他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97]。“明伦成德”是共性，在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将来学生毕业后，不论任之以任何职位，都得“举德而任”，各安其职，“各效其能”。所以，王守仁在谈教育内容时，常常只讲人伦道德，不谈知识技能，并认为“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198]并认为读书识字的人，是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是有道德的人。在当时来说，这些人往往会成为一派“衣冠禽兽”，以“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他批评当时的教育说：今之教育，“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199]教育愈发展，学者愈多，学问愈大，而风俗愈颓靡。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举业之感。他说：“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200]当时的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与圣人“尽心之学”背道而驰，“日骛日远，莫知其所柢极矣。”[201]故他曾作诗示诸生曰：“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只从孝弟为尧舜，莫把辞章学柳韩。”[202]主张读书必以“正心”为前提，读书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以净化思想为主，不必死记教条，驰逐功利，而陷溺其心志。王守仁对当时科举影响下的学校的批评，是有相当理由的。因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并不常常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因此教育者必须把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他要求学者“深造之以德”。他说：“世之学者，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探赜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吾所谓深造之者。”而“深造于道”，在于“致其良知，而不敢须臾或离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203]否则即是“务外遗内”，非圣人之学。道德之理，原“存于人心”，不需外求。
王守仁所讲的道德教育，不外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他晚年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教育的纲领，明确的表明教育的内容是纲常之道。他说：“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又说：“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204]除了人伦道德以外，有时简直认为一切繁文教育，都是一种流毒。所以，必须“反朴还淳”，把自己的一生精力用于复那“心体”上去。他大声疾呼的说：“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要作到“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必讲明良知之学”。所以他的教育内容，仍以“致良知”为命脉。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205]《明史》本传也说：“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他的“致良知”，既是人们认识的本体，又是认识的途径，也是修养的方法，三位一体。学习的“大端惟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206]这是王学末流变得空疏，并导致一种蒙昧主义的原因。所以清代学者全祖望说：“吾观阳明之学，足以振章句训诂之支离，不可谓非救弊之良药”，然而“渐远渐失”，遂至“徒恃其虚空知觉”[207]。
由此可见，他从“致良知”的教育出发，认为道德之理，非在外，而是人心所固有。“致良知”，就是恢复、显露、发挥人人先天固有的“良知”。因此，为学“不假外求”。当他的弟子问他，说古代的文化遗产和今天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非学不知，学校如果不讲这些东西，也就不需要办学校了。他说那些东西，“无关于作圣”。他的弟子邹守益也说：“世俗通病，只认得个有才能、有勋业、有著述的圣人，不认得个无技能、无勋业，无著述的圣人。”[208]所以，教育只需各自养其心，存其天理，去其私欲，做“胜私复理”的功夫就够了。王守仁这种先天道德论，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任何道德都是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没有离开社会关系的德操，所以没有什么天生的“良知”，也没有什么天生的道德观念。在阶级社会，“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的道德，“是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利益辩护”的[209]，故天生道德论是骗人的，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说成是人们所共有的，是永恒不变的“天性”，是人们的“良知”，也就是要让人们都去实行这种所谓“良知”的封建德操。
但是，王守仁在客观上也指出了人们生来具有平等的为圣为贤的素质，这对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它激发人心，鼓舞人们向上，给人们指出了前途。在封建社会，读书不能人人做到，而在道德上作范人，是可以人人作到的。他与朱熹不同，朱专谈书本教育，“读书穷理”，才能作圣作贤。所以他强调读书，注意古的东西要吸收，没有注意未来的东西要创造。而且读书只是穷理的办法之一，穷理只有读书就不对了。况且读书穷理又只是作学问，不一定能作“圣人”。
王守仁“致良知”教育内容的观点，突破了士大夫少数人知识教育的圈子，认为教育大家都可以有，人人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人人天赋平等的“良知”。他说：“良知”，“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210]
所以会有“满街都是圣人”的现象。既然满街皆圣人，就否认了天生尊贵，这就破除了原来“圣人”的意义。
王守仁“致良知”的教育，与朱熹对六经的看法不同。朱认为，经书是圣人的教训，所以学者必须读经训史策以穷理。王则认为，“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六经中所记的“常道”，即普遍永恒的道理，就在吾心之中。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211]所以，王守仁从“致良知”的观点出发，认为“惟古为学，在求放心”，经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书的道理为人心之固有。经书之所以能作为最重要的教材，不是为了讲学记诵，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明吾心之常道。经书是吾心道理的记载，读六经大有益于“养心”。“圣贤之学者，心学也”，心学是根本，读书是寻求心学的方法而已。他说：六经乃“吾心之常道”。比如“《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诚伪邪正者也。”[212]不仅读经，就连习字、学射，学琴都与“心学”有关，都是为了“存心养性”。所以王守仁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不论“诵诗读书，习射弹琴之类皆作以调习此心”。关于智、德、体、美的各种教育，都很齐全，但实际上是以“心学”为主，心学为纲，专向内用功，而“求理于吾心”，与自身联系，唯恐“文字夺却精神”，“分却向里工夫”。这也有它的优点，便于心思意志集中，真“如猫捕鼠，如鸡孵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能够“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213]
他反对朱熹专在书本上下功夫，不仅是因为读书人不一定道德好，而且是因为书本知识并不完全，古人不知道的不在书本上，未来要创造的也不在书本上，因此只注意书本不注意创造，只注意知而不注意行，都是不对的。这对当时传统的书本教育、士大夫教育来说，他的教育观点，具有突破传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