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及门弟子偏离江门心学的两种倾向

陈献章的及门弟子，《明儒学案》录十二人，最著者当为湛若水、张诩二人。他二人代表了陈献章门人阐发江门心学时的两种不同倾向：吸收融会程朱理学思想和吸收融会佛、老思想。

湛若水是陈献章最得意的弟子，是他亲自选定的“衣钵”继承人。湛若水对陈献章也极为尊重，但正如前述，他的思想却与陈献章大相径庭。陈献章认为“作圣之功，惟在静坐”，主张修养方法是“静坐中养出端倪”。湛若水则认为“以静为言者皆禅也”，而主张“随处体认天理”。陈献章在朱、陆之间表现了明显的离朱近陆的倾向，而湛若水正相反，他对陆九渊及其弟子杨简有所批评，在阐述其“随处体认天理”时和在与王守仁发生分歧的几个理学问题上，都带有明显的程、朱思想痕迹，表现出离陆而近朱的倾向。这些上面已有所论，这里不再赘述。

张诩，字廷实，号东所，也是陈献章得意门生，其学深为陈献章所嘉许：“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白沙子》卷一《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陈献章认为，他心学中的“以自然为宗”的宗旨和“万化我出”的思想观点，张诩都有所领会和把握。

但实际上，张诩对陈献章心学的理解是有偏离的，他忽视了陈献章心学的儒学本质，而把它看作如同佛、老一样的学说。他在《白沙先生墓表》一文中概述陈献章心学完成过程时说：

白沙先生……壮从江右吴聘君康斋游，激励奋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及归，杜门独扫一室，日静坐其中，虽家罕见其面，如是者数年，未之有得也。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于是自信自乐。其为道也主静而见大，盖濂洛之学也。由斯致力，迟迟至于二十余年之久，乃大悟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一真，万事本自圆成，不假人力，其为道也，无动静内外，大小精粗，盖孔子之学也。（《明儒学案》卷六《白沙学案二》）

张诩把陈献章心学的最后完成归之于“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这是老、庄的修养方法，而不是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张诩把陈献章心学修养完成后的境界说成是“万事本自圆成，日用不离一真”，这是佛学的话头，也不是陈献章所谓的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心所欲而皆合圣训的“作圣之功”。张诩这种以佛、老解心学的做法，引起陈献章其他及门弟子的不满或反对，如湛若水说：“常恨石翁（即陈献章）分明知廷实之学是禅，不早与之斩截，至遗后患。翁卒后作墓表，全是以己学说翁……全是禅意，奈何奈何！”（卷四《知新后语》）

湛若水和张诩在进一步阐述陈献章心学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尽管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但在偏离陈献章江门心学的主要论题上则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抛弃了作为陈献章心学特色的“静坐中养出端倪”。湛若水否定了他的“静坐”，张诩则偷换了他的“端倪”。

这样，从一开始，在江门心学的传继中，师生祖统的承接关系是清楚的，而思想学脉的承接与发扬却是微弱和贫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