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泉学派的发展与书院讲学活动
明代社会现实和教育实际是各种教育思潮得以滋生的温床，而书院则是各派教育思想得以传播和碰撞的实验场，它把各种思想集中呈现出来，供人们分析、比较、咀嚼、筛选。由此看来，书院讲学是明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书院的作用视之过高。决定一个学派发展状况与命运的，根本还在于其思想内容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而不是其传播方式。如果说“天泉证道”中王门四句教集中体现了阳明学内的内在矛盾、并由此开启了王学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的话，那么，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这一折衷调和的矛盾体系，本身也已蕴含着甘泉学派发展中两种主要的可能趋向。一是回到程朱理学教育思想的基本论题上，面对心学的充分发展重新加以发挥；二是顺应明代学术大势，接近王学、与王学合流，发明“致良知”之旨。甘泉学派实际上也是如此发展的。
走第一条发展路线的，为数不多，以吕怀为代表。吕怀（生卒年不详）字汝德，号巾石，广信永丰人。对于湛、王之争，他并没有简单地倾向于任何一方，而是“就中指点出一通融枢要”，认为教育之根本在“变化气质。”[79]很显然，“变化气质”并非心学派的主旨，而是由张载开其端、程朱曾加以改造和利用的教育命题。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吕怀所谓“变化气质”，与横渠之论颇异，而与程朱之论大抵相同。不过，以吕怀为代表的这一派人物在书院讲学中无实际影响，姑略而不论。
在湛门弟子中，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且能代表其第二种发展方向的，首推唐枢。唐枢字惟中，号一庵，浙江归安人。他是在湛若水主教南雍时，入学称弟子的。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疏论李福达一案被革职，于是绝意仕途，回到家乡从事讲学著书达40年之久，他“于甘泉之随处体认天理，阳明之致良知，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三字为的。”[80]他一生讲学，就是以“讨真心”三字自立立教的。所著《景行馆论》中曰：
阳明先生教致良知，学者昧于致之之义，妄诋良知不足倚靠，错认工夫为太容易。殊不知人人自知实有的心，虽被外面见闻牵引，实有的心常在这里，这便是良知；即此真察而真行之，便是致[81]。
可见，唐枢所谓“真心”，即阳明所谓“良知”；所谓“讨真心”，即“致良知”。名目虽异，其指一也。他一生在浙江许多地方讲学，主要的讲学之所有天心书院、景行馆、木钟台、金波园、飞英寺等。他讲学所至，好为咨言，此咨言与训规不类，是唐枢对自己的讲学主旨与内容加以简括提要的论文兼讲义。今有其文集《咨言》存世，该书根据讲学之地的不同，分成数篇，“一作于金波园，一作于木钟台，一作于飞英寺，一作于天心书院。大抵衍述良知之说，末有《小学咨言》，专明‘孝廉’二字之义，则训蒙之文也。”[82]其讨真心之教，也是在讲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嘉靖十七年（1538），浙人设为讲学之所景行馆，延请唐枢前去讲学，他因此作论文30篇，后被集为《景行馆论》，论中首及“讨真心”之旨[83]。总起来看，唐枢的讲学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惜文献阙如，不得详窥其情。
唐枢之学传至许孚远，学术宗旨又为之一变。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浙江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初年，他曾任陕西提学副使，《关学编》曰：“德清许敬庵先生督学关中，开正学书院，拔志趣向上之士讲明正学。”[84]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甘泉学派的传统，重视书院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许孚远曾参与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学术集会，地点在南京。这次讲学，是甘泉后学与阳明后学在公开场合的一次正面交锋。更确切地说，是接近阳明学右派的甘泉后学与王门左派的交锋。这次讲学之结果，一是发表了周汝登的《天泉证道》，使破裂了的阳明学沿着左派的方向发展至极至；同时产生了《九谛》、《九解》之作，推动了明末学术的发展；其二，许孚远因争论而解官，足见当时争论之激烈且深受专制政治之干预。
南京之会，在教育思想上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点：
第一，是关于人的天性、即教育对象的先天素质是怎样的。周汝登以“无善无恶心之体”为宗，主张“尽性知天，必先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此天泉证道之大较也。”[85]他认为，人之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而人为善去恶的实际生活，正是通过无善无恶之资来实现的。许孚远则不以为然，他说：“文成宗旨，元与圣门不异，故云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其立论至为明析。”[86]他认为，性善乃是儒家的一贯宗旨，也是王阳明的一贯思想。正是“善”，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也为人在现实中为善去恶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二，是关于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相一致，周汝登提出了一套不着善、恶，不落言筌的教育理论。认为“授受不在言语”，“亦不离言语”，从学的方面来讲，要通过“自信自疑”、“神明默成”而“存乎其人”，概言之，通过直觉体验来完成保赤子之心的人格修养；从教的方面来讲，要“应病设方，痛尽方消”，不泥成法，不拘有、无，要之，就是以老庄的“行不言之教”这一不教之教的态度实施教育[87]。许孚远则认为，周氏之教已陷入佛老之泥潭而不能自拔，他说：“学者既有志于孔子之学，则必知夫求端用力之地。孔子之学，自虞廷精一执中而来，其大旨在为仁，其告颜子以克己复礼，最为深切著明者也。”[88]他把“克己”作为为学修道的根本方略，用仁义礼智等善德来克除气质之私。虽然他也讲“学不贵谈说”，“不尚知解”，但根本还落实在“贵躬行”、“尚体验上”，即行善、体验善，善乃是其根本依归，所以他说：“学不贵谈说而贵躬行，不尚知解，而尚体验。”[89]
可以看出，到了许孚远这里，湛、王之争已变质为王学两大派之争。等到了许孚远的弟子冯从吾和刘宗周那里，湛甘泉的学术宗旨已荡然无存于世了。冯从吾已俨然以关学中兴的面目出现，而刘宗周则将自己的学说建立在王学的主旨上，充当了明代王学的继承人和学术总结人的角色。以至于黄宗义不得不说：“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90]这其实是褒中有贬，说明甘泉学至明末清初已只具师友渊源而宗旨已变。湛若水与王守仁从共倡圣学开始，其讲学活动之广泛、活跃，并不比王守仁逊色，而卒至此一学术命运，确实是值得人们研究的一个有趣课题。